◆可敬可亲的“大傻瓜”◆
——《罗沙的诗》序
作者：杨光治
翻开这本近六百页的《罗沙的诗》稿，笔者不由再次激发感叹：罗沙对诗歌何等虔诚！
这本罗沙作品的自选集，全面而真实的展现了这位已经入耄耋之年的老诗人的创作成就。罗沙的一生是与诗歌紧连在一起的：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喜欢读诗写诗，解放前在橘子洲头参加革命队伍，怀里也揣着诗歌；转业回广州后，依然将业余时间全部付与诗歌。1981年花城出版社成立，在老出版、老作家、老诗人的鼓励下，他首任诗歌编辑室主任，在继续坚持创作的同时，为诗歌事业的兴旺、发展倾注了更多热情。离休之后也对诗歌不离不弃，还再出版了几本诗集。
罗沙对诗歌真是个一往情深，然而他不是为诗而诗，更不是为名利而诗。古语有云：“诗言志。”“志”者，“士”之“心”也。古往今来，最健康也最正常的心态，是热爱并追求真、善、美——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而诗歌是“心”或人性的最凝练的载体，因此罗沙毫不吝惜地为之献出宝贵的年华。
诗歌是至为重要的文体，甚至于被称为文学中之文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却被出版部门和报刊冷落。花城社的诗歌编辑室是全国出版系统惟一有建制的专业编辑室，它在罗沙的主持下确定了“立足广东，放眼全国，面向世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思路十分活跃；除了出版当代诗人的作品集，编辑《海韵》（后改名为《青年诗坛》）诗刊之外，还广泛组稿，编发了多种富有特色的丛书，其中的《花城诗歌论丛》、《花城袖珍诗丛》、《叙事诗连环画丛书》的影响最大。他离休返聘为编审期间，依然发挥余热，积极支持我这个接班人，较早的组织、编发“朦胧诗赏析系列”和台湾著名诗人洛夫、席慕容、涂静怡以及青年诗人汪国真等的作品。在他和室内成员的努力下，“花城”的诗编室名扬诗歌界和出版界，而且打破了“出版诗歌必亏本”的老局面，赢得了颇为丰厚的利润，因此，他和我们也都成为被刮目相看的诗歌编辑。
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
大约三十年前，广东文学界流传着罗沙大搞“三突出”的“笑话”；“在文学中突出诗，在诗中突出叙事诗，在叙事诗中突出小叙事诗。”虽是“笑话”，却合乎事实，多年以来，罗沙一直坚持小叙事诗的的创作，而且成果累累，先后发表了作品40多篇，结成《海峡情思》、《东方女性》、《叙事诗十首》、《新东方女性》等集子出版。他通过这些“有人有事有情有景”（这是他对叙事诗的基本要求）的诗篇，塑造出多位生动的人物形象：受尽苦难而性格倔强的藏族女农奴（《卧狼山》），多年漂泊海外的老华工（《爷爷》），苦苦盼望丈夫的侨乡妇女（《望夫山》），慈祥而坚强的农村贫妇（《妈妈》），感情炽热的瘫痪姑娘（《一封写了两年的情书》），曾经失足的浪子和他的爱情（《浪子的爱情》），心地善良的年轻女医生（《雷哥和水妹》），受尽凌辱的“阶级异己分子”及其妻子（《祁连雪》），深入基层、关怀下属甘苦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新来的将军》），寻求实现自我价值的女工程师（《嚼》），为重获人性尊严而毅然出走的贵妇（《我走了》），不想结婚的新潮女子（《懒得结婚》），大胆改革却遭受诬陷的研究所所长（《为什么》），宋末民族英雄陆秀夫（《血海浪花》），清代香港的爱国轿夫（《抬轿的故事》）等等。这些时代不同、处境各异的人物都有血有肉。罗沙即刻画了他们的性格，还透过他们的命运折射出世态民情，并将自己的对事物的爱憎和对世态的臧否自然地寄寓于字里行间。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尤其感人，因此《东方女性》竟印行了七万多册，创造了小叙事诗集发行的最高纪录。
诗要写的好，很难；小叙事诗要写得好，更难。长期的创作实践让罗沙体会到了“三难”（取材难、抒情难、成诗难），他却迎难而上，在不断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写成多篇论文，发表于报刊；1994年编选成《我和叙事诗》出版，受到诗歌界的好评，在2006年增订再版。内行人都知道，小叙事诗难写，关于它的论文就更难写了，因为它是丰富的创作经验、深厚的理论基础和认真思考的产物。据笔者所知，近二三十年，这类文集只有罗沙这一本问世。读者诸君如果将他的两种文本对照兼读，定会对小叙事诗这种文体获得更深的认识。
他在进行小叙事诗的创作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小抒情诗，而且不乏佳作，备受赞誉的《女儿在悄悄长大》就是其中一首。离休特别是进入老年公寓之后，他将笔锋转移到小抒情诗上来。于小叙事诗一样，他抒情诗的坚持为时、为事而作，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抒写山水风物、历史人物，表现亲情、友情、乡情、闲情之外，还抒写了对一些国内外大事的感受，先后出版了《白云青山》、《野笛》、《新韵》等集子。他这类作品的最显著特点是感情诚挚、描绘真切、篇幅短小、语言朴素、用笔自然；有的还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令人读后再三寻味。
《大傻瓜》是最著名的篇章。这首诗，是因为“有一些年轻人，笑我们是最后一代大傻瓜”而创作的。2006年笔者在《人性的光辉》（《白云青山》的序）一文中特意提到它，并做了简单的评论：“这首结构匀称、节奏鲜明、琅琅上口的作品，是对人生道路的深刻反思。它高度概括了一代‘大傻瓜’的情怀、品格和遭际，‘大傻里饱含着酸甜苦辣的虔诚，不幸中铸就了警世醒世的明镜’，写得很有深度。在激动、悲哀、困惑、觉醒等思绪交集的诗行中，即含蓄着自豪，也流露出自嘲的情味，令人读后不禁搔首叹息，叹息之余又寻思不已。”这一评价，至今我仍认为比较准确，所以抄录下来，供读者参考。欣赏此诗的绝不只是笔者一人。此诗原载《现代人报》。并有金岱的评介《选择：傻的充实或聪明的空虚》。后又在《岭南诗歌》报、《中外诗歌研究》发表，选入《国际华文诗人精品集》，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关注，还获得《岭南诗歌》报的年度优秀作品奖。
他也真的有点“傻”。在市场经济铺天盖地的今天，他明知不可能从中赚得一分一毫，却花费这么多的时间、精力来编选出版这本沉甸甸的大书，这岂非“傻”事？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的诗歌在大大地丰富了他这位“乐做精神的大富翁”的人生的同时，还真实地展现了大千世界的人生——这笔精神财富被献给社会了。所以，与许许多多同代人相比，他生活得更有意义，是可敬可亲的“大傻瓜”。
2011年10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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