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和芙蓉山煤矿的王森茂，检察院的何冰，还有韶关警备区战士黄昌霖，印刷厂的任天杰，模具厂的黄国梅几个青年都参加了韶关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文学创作讲习班。那时我们几个都比较喜欢诗歌，所以对上诗歌创作课的桂汉标老师接触比较多，他也对我们特别热情。我们交的习作，他总是耐心点评，指出得失。讲习班结束后，我们，加上酒厂的罗瑞玲、邓妙蓉，矿机厂的周伟、林才康等人，常常互相串门闲聊，也常常拿习作去建工局找在那里工作的桂老师指点。因为桂老师那时住单位一个20平方米的小套间，客厅很小，他爱人又在棉纺厂“三班倒”，去得多了总觉得不大方便。记得大概在一九八二年三四月的一天晚上，桂老师建议我们不如成立一个文学创作学习小组，定期集中活动，他可以定期给大家作些辅导。这建议与我们原来朦朦胧胧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就付诸行动了。
因为有点文化，十六岁时我在河南农村里当生产队的文书，而且入了党。一九七六年我报名参军，选上了我被分到韶关军分区警备区当机要员，负责军分区的档案工作。虽然军分区分给我的宿舍挺大的，但几个外面的年青人常聚这里，也不合适。任天杰的爸爸是干部，他在市委的家也宽敞，所以，一九八二年五月我们第一次活动就安在他家了。桂老师参加了第一次“例会”，而且为我们制定了每两周活动一次时间表，从此每次他都准时参加晚上的话动，每次活动都系统地学习诗歌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技巧。随着土产公司的杨惠民，当时在照相馆为他人凝固表情工作的赵尧刚也加入进来，粤北印刷厂的任天杰带来了工友郑凤英，鞋厂的刘永雄也进来了，这个带着诗情的“孩子”开始长大，可还没安名呢。
这是一九八二年五月，就叫“五月诗社”吧，一来纪念那位一身正气把自己融入汩罗江的伟大诗人，“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来让这横空出世的小子有个属于自己名正言顺的名字。我就当了五月诗社的首任社长。一九八三年六七月份，我要调到始兴县武装部一年多，社长就由刘永雄接替，刘永雄要走时，何冰任第三任社长；后来何冰要去浙江杭州读书，社长由杨惠民接替。此后韶关冶炼厂的欧运通，财政局的张宗君，309的赵英俊，赵婧以及冯春华、张凌，廖开云等也陆续加入，诗社的队伍壮大很快，大家的作品逐步进步，并开始在一些报刊“变成铝字”。当时全国各地文学社团风起云涌，文坛分外活跃。为了提高诗社的“规格档次”，更主要的是与外界更好地开展横向交流活动，使大家的作品在更大范围能够发表产生影响，大家强烈请求桂老师出任社长，全面统筹诗社工作，让诗社更好更快发展。桂老师经考虑同意接任第五任五月诗社社长。从此，桂老师发挥他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人脉资源，开始带领五月诗社的年轻诗友向更高远的梦想飞翔了。
当时任广东省作协常务副主席韦丘先生，通过桂老师开始认识粤北这一批年轻的“文学发烧友”。也十分看好粤北山区这块他曾经战斗过的红土地，也同样看好这块红土地十大厂矿，军营，机关及各行业冒出来的五月诗苗。通过韦丘，引来了大批作家诗人的关怀和辅导，诗社取得长足的进步，开始在省内外报刊推出一些作品专辑，并陆续加入了中国作协和省作协。韦丘和桂汉标功劳不可没，诗社不但自己发展，在韦丘的引荐下，借助霍英东基金，铭源基金的财力，率领五月诗社的一批“义工”，深入到穷乡辟壤具体操作捐建希望学校，实施“文教扶贫”善举，把诗歌作为扶贫、推动素质教育的旗帜，在南国诗坛上写下了亮丽的一笔。
一九八七年，我调广东省军区，恢复军衔编制是少校营级干部，后到深圳警备区干部科工作。在深圳，我又牵头成立了个“勒杜鹃文学社”，这个文学社团从20人发展到50人。这是要交会费的，用作外出采风的旅差费。后来部队来了新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参加民间社团。我只好退出，由于接替者不力，文学社不了了之。一九九二年我在深圳远东出版社出了本诗集《又见黄河》。
一九九三年我转业到深圳公安局特警队。当时深圳人为股票疯了，为能多得认股权证，有人千方百计弄来百多个身份证，请人和便装排队领取股权证，发大财了。一个认股证被炒上几百元甚至成千元。而我在防暴队中为蜂涌而来排队抢购的股民维持秩序，心里没有商品概念，也没经济头脑，整天想着写诗，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搞清股票是怎么回事。结果，我在铁路部门工作的老婆，在评价我的时候给了我一句“名言”：“别人轰轰烈烈炒股票，你却酸溜溜地在写诗。”我虽然离开五月诗社多年，但《五月诗笺》一直没有间断地伴随着我。有五月诗友来深圳、东莞，我总要抽空相聚。诗社有重大活动，我是一定要前往参加的。五月的阳光，永远照耀着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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