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创造的历史记载在史册里
凡人创造的历史融入在生活中
——采访手记
洛阳公社地处乳源瑶族自治县的西北部，由一条韶关至连山县鹰阳关的韶鹰公路顺带着挂在路边。这里海拔730米以上，属粤北的高寒山区。总面积392平方公里，总人口却不足5000人。地广人稀，且山青水秀，正是出靓女的地方，有山歌为证：
洛阳九洞十二坑，
十个姑娘九个靓；
还有一个不够靓，
出到韶关考头名。
山歌夸张中带着自信，全不念韶关还有群芳一片。然而当梁家珍蹲点这里的时候，传到他耳边的却是另一首山歌：
洛阳洛阳，
只见高山，
不见太阳，
只见树木，
不见姑娘。
这里很穷，穷得农民吃木薯，甚至连分木薯的麻袋也“吃”了，都不肯交回给生产队。姑娘们全嫁到平原地区去了，男人们多娶阳山女人。
这多少有点让人失望，让人泄气。毕竟姑娘是山村秀色，代表一方水土，一方风情。没有姑娘的世界是暗淡的世界，乏味的世界，难怪许多外来干部都不安心。梁家珍当然不是来选美的，所以并不在意见不见得着姑娘。他来是为的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状况，为让美好的事物再现洛阳、永驻洛阳。
1976年，春寒料峭之日，梁家珍从翁源调到乳源。翁源和乳源，一字之差，连邮局分拣员都很容易将信件弄得南辕北辙。出版社发货给这两个县的新华书店就经常调错包。梁家珍是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兼宣传部长，新华书店的情况他清楚。事实上翁源和乳源也确有许多貌似相同之处：同是粤北山区，同是客家语系，同是耕山种田，同是粗茶淡饭。这会儿连职务也一锅端了过来，甚至于工作性质也差不离——同是下乡蹲点。以至梁家珍时常都搞昏了头，总以为还在翁源。
按理说呢，洛阳不是个山穷水尽的地方，找碗饭吃应该没问题。梁家珍作了大量调查，发觉这里霜冻早，9月重阳后几天就结冰。连番薯都长不大，还得快点挖回来，霜冻过的番薯放不久，快烂。泉水、小坑、白竹、半星、婆洞一带相对较暖。洛阳、田螺坑、坪溪则较冷。深洞、连加山是最冷的地方。种双造禾，等于让一年都生草。这是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制约。此外，还有耕作方针的原因，某些县领导总认为双造要比单造强，两个矮子总比一个高佬高。然而，洛阳的贫困，归根结底在于没有充分调动起人的主观能动性，而这一工作，得由我们的干部来做。但干部队伍，现实状况却令人堪忧：外来的不安心，只等熬够了日子就溜人；本地的没劲头，穷惯了的人索性也就不怕穷了，大家都穷，谁也不眼红谁，反正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必须稳定干部，振作精神。洛阳人不是爱唱山歌吗？梁家珍就从改编山歌入手：
洛阳是个好地方，
竹木茶叶冬菇香；
山下四处好耕种，
可算平原鱼米乡。
新改编的山歌由县文化馆的人谱曲，由县宣传队的人编排，到处演唱。让全公社6个大队30多个生产队70多个自然村的近5000人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长处和发展优势。许多人甚至还不知道，这位新近下来蹲点的干部，早在1953年就是翁源县文化馆馆长，曾读过华南文艺干部学校，编山歌，正好是他的拿手戏。
与此同时，梁家珍向县委书记提议：将得力的大队支部书记提拔到公社来。得到首肯，他一次就提拔了5个。这一举措，在基层干部中震动极大，看来干好干坏真的是不一样了。积极性的调动，取决于所采措施的实质意义而非空洞口号。有位大队支部书记，一上来就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副书记，对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积极肯干。当地干部的长处，在于情况熟悉，生产内行，工作专心，号召力强。有了一呼百应，才有万马奔腾。
“种二造禾不行”，这位新任副书记说。果然是个生产内行。
第二年，梁家珍与公社几位领导商量，决定改变一下这高寒山区的耕作布局。较暖的地方依然做双造禾，冷地方则改种单造，也就是中造。这一改竟改种了60—70%，却不敢说出去，要让上面知道了，准会骂得飞起来。不过梁家珍还是向县委书记反映了实情：“洛阳气候情况不同，以前做两造其实有假，早造插下田去，国庆节才收成。”书记听了，没有发火，只说：“你们既然已经搞了，就要把它搞好，不能减产。”这一年，早造少收40多万斤。但全年总产量比往年还多出40多万斤。于是县委研究决定：“洛阳全面推广中造禾。”
无独有偶，类似这样坚持因地置宜、实事求是、遵循客观实际的事例，梁家珍还经历过一次，那是在1963年他新任翁源县江尾公社书记后不久的事。江尾公社有一片冷底湖洋田，天天发锈水，年年产量低，典型的三类禾。前任书记早就想用来挖一口鱼塘，只是迟迟不敢动手。梁家珍一上来便不同凡响，动员一千多民兵，挖起鱼塘，给公社放鱼。后来县里生产大检查，发觉水田做了鱼塘，县长说：“你还真有办法啊！终于彻底消灭了三类禾。”梁家珍笑了笑。“你还笑？我还没有处分你！”当时县委书记已去搞“四清”，等他中途回来，梁家珍便带他去看那口鱼塘。然而书记却说：“县长批评得对，因为你没有事先请示。行啦，他那边我负责去说。”梁家珍才过了这关。
副业，这在当时的洛阳可是两难抉择。一方面国家每年下达的木材任务有4000多方。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一提上山搞木材副业就是资本主义。梁家珍对县委书记说：“生产队穷，农民吃饭、油盐、化肥、学生的纸笔墨，都没钱买，不砍点木材不行。”于是书记同意农民上山做点木材、犁弓、木柄、牛藤、竹蔑之类的山货副业。当时来洛阳公社检查生产的一位地委领导也表示支持砍木材，认为要发展林业经济，一来完成国家任务，二来也增加农民收入。
谁曾想，“副业”这概念，到后来竟占据了人们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这是时代进步的嬗变，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强烈愿望和迫切呼声。总之，林业经济为当时洛阳奠定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兴建电站则成了洛阳后来富甲乳源的经济支柱。石子下电站、桥石电站兴建当年就没有欠债。只有卖了木材，有了钱，才能建电站。如今，76个自然村就有76座小水电。全镇106个电站和两座11万伏变电站，为洛阳编织出一张光明之网。茶叶、冬菇、胶股蓝固然是洛阳“三宝”，而132.83万立方米的活立木蓄积量更是洛阳的永续资源。村委会的办公楼比镇政府的还漂亮。就连经济最差的半星村，也有5—6万元的小水电年纯收入。这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极少。在家已是半工半农，再跟谁去卖力流汗呢？30岁以上的洛阳人，据说身上有500元的都要做老板。而姑娘们也不再急于要嫁到平原区……当然，这都是后话。说时快，那时慢，历史的进程迟缓得几乎迈不开凝重的脚步。
洛阳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搞得比侯公渡公社还早。先分薯，后分田。全公社30多个生产队竟然包下去10多个。坪溪大队是全包了下去。由于这事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故而不敢公开搞。但侯公渡显然是走漏了风声，在一次公社书记会议上，被作为“土地下放”的资本主义典型来批判。会后，梁家珍只好对县委书记说实话：“我也搞了10多个生产队的包干制，今年只好搞下去了，不行再把它恢复过来。”他还表示，“今年如果减产，将来怎么处理都行。”书记说：“既然搞了就好好搞下去，不要出问题”。秋收后，梁家珍向县委领导提出：“要不要派人下去看看，总结一下？”下去看看的是一位农村部副部长，回来后总结出坪溪经验：成绩7条，缺点11条。梁家珍看见其中一条成绩是“增产增收，农民满意”，终于放下心来。这已经足够，其余都不重要了。原来县委书记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不能公开表示支持。由于长期受“左”的干扰和左右，稍有出格，便会受到批判和“纠正”。地委一位领导就曾在一次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想起来，都还心有余悸：
七品芝麻官，
政策他放宽；
明明搞单干，
还说大包干。
蹲点期间，不开会不回县里。部门要汇报工作，得到点里来。辛苦自不待言，还要权衡到方方面面，照顾到上上下下。人累，心更累。这一年，乳源的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斤大关。民以食为天，无论那些个年代多么“火红”，如何让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农民填饱肚子，才是县委县政府一班领导人要抓的头等大事……
梁家珍在翁源工作了24年。在乳源工作了20年。从翁源到乳源，任县领导职务共27年。总结自己的成长史，梁家珍认为能有今天，取决于三个前提外加一个主观能动性。这三个前提：一是共产党的解放与培养；二是老一辈领导的传帮带；三是人民群众和同事们的支持与帮助。
1953年，18岁的副区长梁家珍一上台就栽了个大跟头。土改后发展生产，耕牛十分保贵。偏偏下面经常报来，耕牛老了，或者跌断了脚，不能耕田，要求批准屠宰。梁家珍兼管生产，也没有调查，接连批宰了10多条耕牛。最先是派出所所长发现，后来县里也知道了，派监察室来检查。接着《南方日报》点名登载了关于乱批宰耕牛，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文章，事情闹得很大。这时候，区委书记找梁家珍谈话：“细梁子，今后要注意，要调查清楚，不要再乱批宰耕牛了。”又到县里去说：“梁家珍年轻，没经验，这个事情我负责。”同时出来承担责任的还有区长。这些老一辈的领导人，为了扶持年轻干部，可谓热血衷肠，关爱备至。
“文革”期间，时任江尾公社书记的梁家珍，曾对松塘大队许松生书记和许日生副大队长说过：“你们松塘是红色革命老区，你们要永保革命老区人民的本色。”文革开始，他们第一炮就斗梁家珍，说他污蔑革命老区。并拉到老区去监督改造，实则是保护起来，住了近一个月，直至局势平静了再出来。最先最凶斗他的人，竟是保他最坚决的人。两派武斗的时候，有一次梁家珍半夜到联明大队，在大队书记刘远初家里正吃早饭，突然外头来了旗派的24部单车，扬言要捉梁家珍。刘远初站在门口，镇定自若，反问造反派要人，说他也正在找梁家珍批斗。这一回，梁家珍在联明大队又被保护了一个多月。
旗派为了逼梁家珍回来，想出了一条办法。公社养了50多条猪，梁家珍一天不回来就一天杀一条。眼看没办法，梁家珍只好回公社接受批斗。然而东风派也几次想斗梁家珍，但总没找着机会。因为梁家珍在生产指挥部，便以为他是旗派的人。谁知，1968年1月3日，梁家珍无端遭到的一顿毒打，却正是出自旗派之手。那一天，梁家珍到县里参加征兵工作会议步行回来，途经南埔公社。适逢南埔“贫革联”召开成立大会，便顺路拐进去看看。这时江尾旗派也赶来祝贺。后来不知怎么的，两派竟在会上打了起来。旗派被人打了，回来就拿梁家珍出气，说是因为他去了南埔，挑起火来。于是，将他拉出公社门口就打。这时，有5个农民挺身而出，紧紧抱住他，不让旗派的人打。但还是挨了不少拳脚，脸上涂了油墨，身上的5件衣服全撕烂了。回到公社，炊事员买来5斤煤油，才总算将他脸上的油墨洗干净。为了这件事，第二天1000多农民游行到县城，以示抗议。农民群众，知道该保护谁，支持谁。
多少年之后，梁家珍回想起来，除了文革，历次运动都没他什么事。大小难关都闯过来了，唯独闯不过造反派那一关。然而尽管造反派不让他过关，他却是胸怀豁达地多次让造反派头头过关。
1969年7、8月份，就在梁家珍刚回公社核心小组不久，贫下中农贯彻中央（7.3、7.24号文件），审判黑手，在村里到处张贴布告。所谓黑手，也就是地主富农和造反派头头。梁家珍一一撕掉那些布告，并将大队干部召来，一个个点过去，不能打人，伤人，更不能杀人。在审判造反派头头的时候，梁家珍上台去，问他老实不老实。他说老实。便放走了。有一天，曾经挨过批斗的公社武装部长为了报复，将几个造反派头头关起门来打。梁家珍叫开门，把他们一个个拉出来放走。然后对武装部长说：“你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作为革命干部，没一点胸怀不行。”有个造反派头头病了，梁家珍还亲自开车去看他。
想想看，初级社、高级社，没几天又是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简直连跟都跟不上。1956年，梁家珍任团县委副书记，列席参加县委会议，常跟县领导下乡，身上带着介绍信，到哪个公社都列席党委，成为班子成员。团县委的工作，主要是团结教育团员和广大青少年，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团员做好党的助手，见先进就学，见落后就帮，见荣誉就让，调动和组织青年团员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发挥青年突击队的作用。在工厂开展优、满、超活动。在农村搞青年高产试验田、科技创新、修筑水库、疏通翁江河、建立青年牧场……那时候，下雨当冲凉，顶着日头干，不分白天黑夜，岁月是那样的如火如荼。1958年，新丰并翁源，新任团县委书记梁家珍在梅坑深翻土地，累得进厕所蹲下来就睡着觉。军事化，农民听话，就跟耍猴似的。公社书记很少在公社，都是下去蹲点，与农民三同……领导蹲点，以点带面。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奇怪的是，搞得好的点都在公路边。梁家珍总觉得，自从小社并大社之后，讲假话，浮夸风就开始出来了……
1963年后，梁家珍也下公社当书记。迎接他的，又将是什么样的考验呢？
回首在江尾的日子里，梁家珍认为自己至少做对了几件事情。
通过修建山塘水库、兴建水轮泵站以及开挖坪塘解决旱情。
贯彻人民公社条例“六十条”搞好评工记分、按件计分。
对比较干旱的地区进行作物布局调整，在九仙、松塘片组织农民改种花生等经济作物。“花生返谷，油料返谷”，顶公购粮。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发展公社集体经济，买了始兴一片青山，搞木材买卖，并做起了大楼包括礼堂的凳子。与此同时，发展交通运输，组织农民开通了江尾到松塘再到九仙的公路。即从六里到坝子的其中一段，成了后来的主要公路干线。
为了保护水源，梁家珍曾与供销社发生过矛盾。他不准砍水源山的木材做柄子，供销社告到县里，说是不支持发展多种经营。
不过岩庄水库引水圳却是个失败的工程。原想引水到江尾来，挖了10多公里，结果到不了水，劳民伤财。但上边硬性要搞，他也没办法。后来江尾改种花生和花麦。再后来又改种甘蔗。因地置宜，农民决不会让土地闲着。
1970年5月，梁家珍提任翁源县革委会副主任。到了县里，先抓农业，没几天又管政工、文教卫生。但公社书记一直挂到1972年。也就从这一年起，梁家珍任翁源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兼宣传部长……
三条前提加主观能动性，是梁家珍对自己几十年风雨历程的概括总结：“离开了三条前提，我梁家珍别说能为人民群众做点工作，恐怕至今仍在农村捏泥，甚至于做鬼都不灵。”
能静心坐下来回首往事是令人愉快的，是非功过让人们评说去，只要自觉问心无愧，便尽可泰然处之，便有了欣然慰藉。
历史遗痕，岁月存真，往事并不如烟。
200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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