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够上学的年限，就该上学读书，这是天下父母最简朴的硬道理。
我父母为了报名顺利，在学校报名前几个月，家里大人就时常考我一些简单的数数，熟记父母和家人的名字，而这些对我早不是事了。因为，所谓的“应试”，我在矿幼儿园早就会了。
大约是4岁左右，家里从云顶矿井口边的木板房搬到伍家村红砖房了。这是父亲被老乡冤枉走出拘留他的花坪救护队后，云顶矿的“老爷”，或是良心发现，或是曾被父亲管理的食堂不经意间地救过他们家人的性命而起了怜悯。
伍家村的第一个家在进入云顶矿左边第一排，往里数倒数第二间，紧挨第一间是姓左的老乡。那时，云顶矿的牌坊还没有，记忆中的矿牌坊是文革期间建的。大约是1969年或是1970年间，伍家村的家再次搬到了进入云顶矿马路右边靠山新建的第一排第一间，隔着一条小路，我家下边住的是另一家姓郁的同学家。
后来知道，我在伍家村第一个新家的原来主人姓周，他调到五矿田螺冲去了，后来当了五矿副矿长，之后又到了六矿当副矿长，再后来又到回五矿。
伍家村第一个新家的前面除了一排低矮的猪舍外，猪舍后面就是伍家村农民的水田。猪舍主人或许是矿里公家的，总之，我打小没见过那里养过猪，雨天里，小时还和同伴曾在那捉迷藏。
搬到伍家村的新家后，我才有机会进了矿里在伍家村的幼儿园，之后上学读书，按父母设计的“幼儿园--上学--工作”的人生轨迹起步。
我童年的“起步”开始就不顺。原本1967年8月报名9月入校读书，可我出的时间是1959年11月出生，够了7个年头，但不足月满7周岁，差了几个月，学校理直气壮地拒收了我父母。
父亲被冤枉后，没有了当年的风光，有一种远离“是非”人群的心态，只求做一个问心无愧的普通井下工人，机械地上班下班，自然也就没地方有人听他说理，我又到矿幼儿园“回炉”，从新打“基础”。向往日一般随家后面住着的漂亮阿姨进出幼儿园，但家后面住的阿姨又换了新人，依旧还是汕头人，在我上学不久，漂亮阿姨就到了矿食堂工作。阿姨的老公姓罗，是矿里放电影的，很会打篮球，当过局篮球队的教练，后来又到了六矿，最后又去了五矿。
因为认识，罗在六矿偶尔晚上到东边（后来的局水泥厂）放电影也叫上我作陪。一次电影散场，我们在等车接回西边（六矿）的间隙，罗还让带我到当年他们一起打球的朋友家喝茶。他的朋友姓邓，邓家有个女孩恰好是我的同学。罗家有一对女儿。当年我在局文工团时，团里一个来自五矿的林姓男唱歌者，每每提及罗家女儿的美丽都羡慕得口水喷喷。
上不成学后，我每天对着幼儿园一墙之隔的学校祈盼，希望早点像周围的矿里大哥哥大姐姐，一样背书包上学读书。
二
1968年9月1日后，我终于走出了矿幼儿园，成了矿子弟学校的学生，也是当年云顶矿一年级一班仅有几个满8周岁的学生之一。班主任也姓黄，后同学称他“大黄老师”。据说“大黄老师”现居住在深圳，但我一直无缘拜见。1971年9月间，在我随父亲调动离开云顶矿到红尾坑六矿前后，“大黄老师”，已离开云顶矿学校到矿里当干部去了。
记得“黄老师”，是黄老师有一天在课堂上讲了了一个民间故事，故事里有一个女恶魔叫“谢三婆”，内容早已不记得，但“谢三婆”却记了一辈子。
读书时，文化大革命早开始了，我所学的知识年代，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公认的“10荒废”的一代。伍家村的“启蒙”,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是我“文体委员”或“军体委员”的岁月。
三
先说“文”，文艺的“文”，非文学的“文”，两者都与我后来的成长人生结缘，但后者比前者的“文”更实际，在延伸后成了“闻”，新闻的“闻”，是我找饭吃的“主要工具”。
最初的“文”，是指与生俱来的声带。在幼儿园，老师教唱歌跳舞时，我胆子大又好学好动好奇，声音特别的大，从小被看着“文艺骨干”。有一年的“六一节”幼儿园在矿里汇演，幼儿园的老师除了让我与小朋友参加大合唱之外，还安排我和另外二个小朋友演戏了一场小戏，里面有“工农兵”，我演“工”，一个姓张的小朋友演“兵”，一个姓张的小女孩演“农”。这是我矿山“舞台生涯”的开始，也是我最“难堪”的舞台起点。
幼儿园的老师借了一条“工人”的裤子给我，而裤子的主人是同台张姓女孩穿过的，因而导致我从小心里就烙下“借女娃东西”的伤痕。
演出前，幼儿园的老师曾对我母亲说准备一条“背带裤”演出，但母亲怎么也找不出来，家里除了我小时穿过的开档背带裤外，又早传给我下面的两个弟弟穿了，而我早明白“穿背带开裆裤”有多难为情了。
当时母亲不可能有多余的钱专门缝制一条新“工人服”让我演出。不记得中间的过程了，只知道，幼儿园的老师最后借了一条“背带裤”给我，而“背带裤”的主人正是张姓女孩。
女孩的妈妈姓马，做过云顶矿学校校长之类的官。“背带裤”是女孩哥哥小时穿的开裆裤，传给她时，因为是女孩，她母亲就把开裆裤下面缝起来了，最后被老师借来成了我的“戏服”。
有意思的是，幼儿同台的“演员”后来都成了我的同学。男性张同学从一年级就是一个班，他妈妈是老师，在学校有“后台”，张同学打小就养成天老一，地老二，而在家里他恰好排老三，自然有了张扬的个性。当然，儿时的调皮捣蛋，谈不上坏，顶多就是上课讲话，偶尔扯下女同学的小辫子而已。即便如此，同学们就是不团结他，班里选什么好事都不举他的手。大约在班里选第二批“红小兵”时，班里有位陈姓的女同学成绩好，但腿行动不便，在张同学与陈同学争“红小兵”名额时，张同学却以独到的“眼光”让全班同学领教了。他站起来大意说了“红小兵”是要站岗，行动不便就是“革命”不便等之类的话，结果怎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离开云顶矿后，至今没见过他，多次的云顶矿同学会上也不曾见他露面。据说在珠海，但没有一个曾经的同学做肯定回答。
而另一个张姓女同学，是后来三年级我们集体“被留级”，他们一代集体追上来做同学的。2013年的同学会上，我们见了面，但幼儿园的事她肯定不记得，而我，却是靠“记忆”吃饭又玩文字过日的人，自然断断续续能说出从前……
四
伍家村云顶矿“启蒙”的“文”，我带到了红尾坑矿，阴差阳错，竟然还差点成了我终身的职业。
带到红尾坑矿的“文”，是矿山大舞台的演员生活。1981年局里搞文艺汇演，矿里排演大型话剧《一撞中情》，并安排到广州观摩。我那时是矿机电队的机修工，可“机修工”却被我当作“副业”，更多的时间是学习写作，不仅自费在1981年1月至1982年1月参加河北《长城文艺》刊授文艺创作班，还订阅了包括戏剧、文学等一大批报刊杂志充实自己，幻想自己有一天成剧作家，或是小说家。
能在文革后赶上“文艺复兴”时代看见曙光，我感谢当年我所在矿的身边人。六矿是新矿，职工不多，子弟也就不多。1971年9月间，全家随父亲搬迁到六矿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当时家住六矿的东边的马路边，是一排竹片搭起的竹子房，东边后来的局水泥厂。当时六矿本部在西边，即原南方报社战备社址。“西边”由报社旧址、韶关市“五七干校”旧址以及原曲江红卫煤矿组成，成为“红工六矿”后，原来“矿里的老人”大都搬到了西边，而“东边”成了老矿工人的聚集地，东、西两边加起来的“新矿”却一切仍是百废待兴。
矿里没有学校，东、西两边子弟分别借读曲江县龙归镇社主大队小学和马渡大队小学。我所在的东边矿山子弟借读在社主大队小学，当中也有部分西边的矿山子弟借读。
1972年底，全家搬迁到西边矿本部后，我仍在社主小学读完了五年级第一个学期。1973年后，六矿在本部靠近进矿的公路边利用两栋报社旧址办起了子弟小学校。五年级第二个学期开始，在两地农村小学借读的矿山子弟被全部招回矿里读书，减少了矿山子弟每天在国道行走上学回家的危险。
矿小子弟少，学校每个年级只设有一个班，年级最高就是我们就读的五年级，班里26个男女同学成了六矿小学的“老大”。我原以为五年级小学毕业后，我直接上韶关市第七中学，在韶关市区某份职业，当年矿里有子弟就是这样成了城市人的，但随着五年级的“升级”，矿里又办起了初中。
因为是学校的高年级，我的“文”和“体”也随即再次在“启蒙”中发芽了，学乐器玩体育成了学校的“强手”，尤其是体育，在小学四年级第二个学期，我曾代表就读的社主小学参加龙归镇中小学全运会并夺得兵乓球亚军的成绩被老师关注，最终在学校的田径、球类课上全面发展。
大约是读初二 ，班里来了个代课老师，姓李，叫李汝阳，他父亲原是局医院的著名医生，后调到六矿医院当院长。李老师代课时，刚从局河边厂高中毕业，大我几岁，课堂上是师生，课堂下与我们一帮调皮的男生称兄道弟。李老师后在局医院培训，回矿就改行行医。他太太也姓李，现一家生活在深圳，至今仍有联系。
李老师喜欢乐器，也喜欢看书。我在1976年底离校参加工作后，便和他常在一起，受其感染，自己逐步开始学会了与命运抗争的岁月，直至今天。
就在我被矿里抽调到文艺队排演大型话剧《一撞中情》后，谁也没想到，23岁出头的我却把一个台上60岁岁的老汉演活了，被专程从韶关市群众艺术馆请的导演称道，说“老头”是“浑身是戏”，“二度创作的”人物把握准确到位。那年矿代表队获得局汇演集体“特别奖”。
1982年局里又汇演，在矿学校教书的矿里老戏骨吴定祯老师在我自订阅的《小剧本》杂志中，选中了剧本里的小歌剧《算命》，被他移植改编成地方采茶戏，由我出演男主角，女主角是矿里姓郝的姑娘，导演是韶关市采茶剧团的谢老师。在谢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接触、学习采茶戏里的基本知识，尤其是传统戏剧里的矮步，我学得惟妙惟肖，又为矿里揽回局汇演的集体和个人等多项“特别奖”，也激发了我追求演艺事业的野心。
1983年4月后，我被选派到凡口铅锌矿参加韶关市群众艺术馆全市首届表导演学习班，开始系统地学习表导演理论基础知识。1984年，广东省煤炭厅举办全省系统文艺汇演，局工会老缪获悉我喜爱表导演和戏剧创作，把我从矿里抽调我到局“文工团”搞创作，并兼任表导演。在曲江县文化馆老师的帮助下，首次创作并自导自演了小歌剧《把关》，成就了自己创作剧本在舞台上立起来的梦想。
1985年4月间，我带着矿里出具“同意报考”的证明，只身南下广州，直奔上海戏剧学院在广州设的话剧导演系专业招生点，一路过关斩将，闯过了初试、笔试、小品表演、小品创作、复试等环节，成了招生点当年7名专业资格合格的考生之一，主考老师是当年话剧《于无声处》大导演苏乐慈。考试结束离开广州前，考点老师说，专业合格了，一只脚就迈进了学院大门，等参加文化考试合格后，就通知上学。老师还说，每年毕业分配不成问题，全国专业剧团抢着要，地区一级的剧团抢不到你们。后来我才想起，忘了最重要的老师叮嘱：记得别忘了参加高考文化考试，后来一切都迟了。
在我前脚带着兴奋回到矿里，后脚矿里就收到上戏招生的“政审函”，矿组织科姓植的科长说：没事，按手续办好寄回去了。
就在我大做艺术家梦的关键时刻，矿工会接到局工会的通知，要我参加韶关市全运会的篮球裁判员工作。那一刻，我真想到是要站好为矿山服务的“最后一班岗”，简单的认为，导演专业这么难都过了，文化关会有多难呢。再说，这般年纪，考的自然是成人文化，我压根就没有把当年与普通高考连在一起，直到运动会结束，我才知是与在校生一起参加“七月大考”，只得赶紧回矿请假，到局河边厂中学跟班补习，可不足一个月的学习，晚了。我欲哭无泪。上戏来通知说，因文化考试不合格，无法录取，并要我安心工作，继续努力。
也是在当年底，韶关市群众艺术馆的老师告诉我，省文联在全省招文艺班学员，要单位推荐入学，毕业后有机会从事专业工作。30多年后，我果真遇见了一位该班的学员，是省电视台的名记，姓曹，之前也是工人。
我命不该。当时，矿里官场易人，一个叫郝Y的人上了位，当了书记。他原来是机电队的工程师，经常打交道。改革初期，他在社会需要知识分子“治家”的大背景下稀里糊涂地成了掌握别人命运大权的稀里糊涂地人。因为熟悉，知道他是一个嘴上功夫远比大脑好使的人。
他女儿正是我在舞台上的搭档，她被矿里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后来从三矿调来的年轻人追晕了头。那时，外面看似乎我与搭档关系还可以，但我没有老矿来的年轻人“早熟”，我与搭档就是戏中人，关系过去不咋地，后来也不咋地。
记得在排演《一撞中情》时，我与搭档对台词戏，但她却被三矿来的“早熟”者多人纠缠聊天，最终让我发火，赌气离开了舞台回机电队上班，但十几天后，还是被叫回矿舞台演戏。搭档后来到了韶关电视台，我看过她出镜，再后来在电视银屏上消失了，再也没见过她。
1986年初，搭档的父亲交代矿办公室，不允许矿里出证明让我参加中央戏剧学院四川招生点报名，并亲口对我说，你辞职就可以去考试，不是矿里的人了，考上考不上矿里都不管。
郝书记是我工作后第一个亲耳听见，公然敢违背当时中央还支持在职工人带薪参加求学考试政策的人，当然，也是他成就我离开矿山远走韶关市帆布厂宣传科的红尾坑矿领导。
那会，我自认常在市局报刊电台“常露脸”，在局《红工报》、《曲仁矿报》到《广东煤炭报》也小有名气，是《韶关日报》和韶关电台的熟人，除了写小说、散文，搞戏剧创作外，也时不时写些矿里的新闻稿件在报上发表，曾代表韶关电台独家采访当年曲江社主小煤窑瓦斯爆炸事故。我从没认真系统学过“新闻学”，但自以为“没影的事”都编的有鼻子有眼，写新闻是手到即来的活，调矿宣传科写新闻是小菜一碟。
但郝书记又再次当面拒绝我，不许我从机电队调矿宣传科，要么辞职。郝书记上下嘴皮就这么一动，决定了我的去留，说：有本事你调走。
有趣的是，我就仅凭一本发表过自己文章的剪贴本，靠几个半路杀出的朋友帮忙，当年3个月的1986年的7月间，我就从花坪局劳资处拿到下发矿里的调动报告。那天，在花坪正好与郝书记同车回六矿，知道我即将调离矿里后，他显得非常惊讶，却又不失热情地说：留下，调你到矿宣传科去，矿里需要人才。
当年，我恰好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韩信算知识分子，如果要韩信管知识分子，管的手段会让被管的知识分子后悔读书。我只读了3个月的高中，便穿工作服在矿运输队推斗车，1979年才调到矿机电队当机修学徒，不算读书人，更不是知识分子，但我能解读那篇文章。
我曾说过，矿山的三年机修学徒生涯，我有一年半在矿和局的篮球场上“搏杀”，有一年半的时间在矿和局的舞台上“风流”在等学徒转正考锉六角螺帽都紧张。但对机电队的“郝工”，就是后来矿的郝书记我是知根知底的。
在矿当学徒时，有一个出师多年的大师兄，姓冯，人称“九斤”，后到了局煤机厂，再后来在南海工作。当时，冯在我们一帮学徒的耳边常说，郝没料到，按他画的图纸下料，十次有十一次是错的。冯说，第十一是把日期写错。师兄的话，后来我得到了证实，“郝工”设计的东西，机电队的大小师傅没一个不骂娘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立在六矿井口公路边的翻煤矸石的架子，被称着“恐龙架”，没有一天正常，每个班必出事。在一个中班时间（矿里分早、中、晚班），我曾亲耳听当时姓孙的矿里书记当我们机电队人的面骂设计者是“蠢猪”，什么鸡巴都干不了！
1997年初，我出任韶关日报广州记者站负责人后，在广州煤炭厅周彪办公室闲聊。周彪是原局里的“才子”，曾任广东煤炭报社总编辑，我们是老朋友，当年在花坪就是哥们。在我被郝书记逼得不行时，他私下问我愿不愿意到报社来时，同时又高调支持我离开煤矿。当时周彪说了句和后来我到韶关市帆布厂张书记一样的话：煤是地下资源，总有一天会挖完的。
如今周彪英年早逝，走了，带走了他满腹经纶的才学，很是惋惜。
那时我刚进广州，与他在煤炭厅办公室起劲傻聊，突然进来了一个原矿务局的领导，得知我也来自“红工”的人显得格外亲切，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味道。说到红尾坑矿时，领导提及了后来到局工作的郝书记，问我认识不？周彪随即指着我说，他认识他们一家。领导说，认识就不说了，反正六矿的人都知道他“精明”，局里领导也拿他的“聪明”没办法。
周彪说得不错，郝家除了舞台与我搭档的女儿外，他一家都和我有“缘”，尤其是郝的爱人罗某，是一个没人和她聊，自己对着镜子也能聊出花的角儿。周彪说，郝当书记后，矿里写了稿件投来，大意是说书记的爱人罗某常年在矿生产科坚持下井。周又道，他听六矿老乡说，其实她下井就是惦记那些补贴。其实，周彪说笑而已。现在想来，罗某一个女同志，不说下井有能干什么，也不提她的意图，就是天天穿工作服天天洗澡就足矣。
说归说，但号称罗姓的女强人我印象极深，其中最不敢忘的有几次：一次是我初一年级时，在同学苏中波家听见她在向同学的母亲说自己单位同事男罗某的不是。苏同学的母亲那会是矿政工组长，而被说的男罗某恰又是我同学的父亲，后来一家调到韶关了。罗同学的母亲与姓罗的女强人也是当时大四川一带的老乡。
第二件事与上面说的李老师有关。当时李老师是李医生了。李医生的女朋友，后来我称大嫂的李姐的父亲也是局里的老领导。老领导是北方人，而罗的丈夫郝亦是北方人。李医生与李姐的恋爱开始不被女方父母接受，罗就以“老乡”的身份负责“监督”，报告恋人的行踪，靠近老领导。
最后就是关于我的谣言了。1976年11月左右，学校在韶关市拖拉机厂“学工”。有天晚上，我和一帮同学从市区看电影回厂，见到前方另一同学在夜行，于是一般人悄悄跟踪，吓他好玩。不料学工结束回到矿里，全矿的人却都在听罗某说我在韶关的事：我晚上如何被坏人追得脱了裤子满韶关街跑，有鼻子有眼。
五
我至今认定，说矿里需要人才时，郝书记一定是心虚的。事实上，只有走出去的矿山人，才是得到公认的人才，留在原地就是废材！韶关市文化人称我是人才，但无论是矿里，还是局里的官场，没有一个称我有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煤矿工人。
为了圆读书梦，我从局工会、到局宣传部，最后找到一个局官场朋友，晚上还专程上门拜访了局里的高官霍XX，结果，没有一个官家出面替我说话，一张几尺大的证明书偏就是与那么遥远。
其实，1985年全省文艺班招生，只需单位推荐信，我想好了，父母也说有没有工资无所谓，只求保留工龄，而这个要求却吓倒了一大片官场的矿山人，究竟是否“吓倒”，还是别的什么，在我心里至今是个谜。
我是成于“文”败于“文”的矿山典型，受益伍家村启蒙的“文”，又毁于启蒙的“体”。
当年，我若先知在学校的“体育”启蒙收获甚微，或有阶段性时，在我考取上戏话剧导演系专业的关键时刻，再认真读书一点，或许许命运早拐了弯。当然，也就没有我后来又因为曾经的“体育”启蒙，在不吃药的前提下，至今靠坚持打篮球运动，把潜伏在身上的“三高”打了下去。
矿山记事，记下了人生的成长和成熟，患得患失，阴阳平衡，万物皆是，称之国粹。
2014年10月9日于端州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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