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的日子不多，但今天我还是抽空回了一趟。
爬上村口最陡的坡，来到家门口，第一眼看到的是我小时候，父亲种的那株枇杷树，这个季节树上竟然还挂着果实，黄黄的枇杷在风中摇曳，“光彩夺目”的吸引我的眼球。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馋，但我还是来不及放下行李，就想把那又大又黄的枇杷摘下来。我感叹现在村里的孩子，怎么我家门口这么显眼的枇杷竟然还能等到现在，要是“想当年”，早就只剩下残枝败叶了。
小时的馋猫相又浮现在眼前，我回头张望八叔（“庙养头”）家那棵年橘子，远远看去，虽没有了踪影，可我们这批淘气孩子的身影和八叔那拾起泥团睁圆大眼的形象还浮现在眼前。八叔的头发掉得光光的，总是露出大大的肚子，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记得，每年的六月，小河对面的年橘刚脱去花蕾，虽然很酸很酸，但可以吃。可每年到这一季节，他就总是坐在村口，看守着他小河对面的那棵橘树。我们这批顽皮的小孩总是趁他不注意，就假装到小河里游泳，像《渡江战役》的侦察兵一样，偷偷的摸上对岸，以最敏捷的动作爬上橘树，大把大把的将年橘摘下来扔给河里接应的伙伴。但也有不成功的时候，当狡猾的“八叔头”发现我们时，他就会远远的骂过来，手里捏着一团松泥，跑到河边往我们投来，他的手举得高高的，但看得出他并没有使劲，可他这一举手，却把我们吓得赶紧潜到水底里久久不敢浮起来，而八叔却转怒为喜，笑得合不拢嘴。但他还是要“惩罚”我们的，他将我们岸上的衣服收拾回家去，让我们赤裸着身体去面对他……
小时候“坏事”做了不少，最坏的是有一年的春末夏初，我和村里的大孩子一起模仿《小兵张嘎》打日本人的游戏。我们把当时全管理区（当时叫乡）唯一的“万元户”当作“日本人”。十多个小孩每人左手拿着木制的手枪，右手抓着一把泥沙（弹药），静悄悄的埋伏在陡坡顶的路旁，看着“日本人”吃力地挑着一担刚刚碾好的大米，好不容易爬上了坡顶，刚要放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嘎子”一声令下，全部冲上前去，用手中的泥沙向“日本人”撒去。有的把泥沙直接撒向他的脸，他的头，更多的是撒向箩筐里的大米，然后拔腿就跑。等他回过神来，我们大多数孩子都逃走了，但不幸的是我的一个堂哥在逃跑过程中摔了跟斗被他逮住。结局怎样，早已忘了。但总的来说，这样的“战斗”大多都是我们“胜利”。“嘎子”现在也长大成人，做了村里的小学校长。
最有趣的“坏事”就要数去山上摘九份村的枇杷了，我和村里的伙伴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像摘八叔的年橘子一样，眼尖的在山脚下放哨，机灵的迅速爬上树，笨拙的在树底下拾果。我常常被安排在树底下拾果子，但绝对没有偷吃过，他们信任我，也因为我“笨”没敢偷吃。待枇杷果子的主人发现，骂骂咧咧的拾起碎石赶到树下，我们早已人间蒸发般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的“战斗”，我们也失败过。有一次，我们四、五个伙伴悄悄的摸进九份村的枇杷林，准备上树的时候，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九份村的两小孩逮个正着，好在我们人多，他们才没敢和我们“动武”，要不然就会惨败回来，无颜见村里的其他伙伴。自从那次起，我们的“战术”越来越高明，爬树前增加一道程序：先派“侦察兵”侦察几多分钟，见没有动静才下手。
“坏事”做了很多，塘口村的阿昌（我的同班同学）至今我都觉得对不起他，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所做的坏事。那是一个中午，阿昌一个人上学路过我们村，他见我们在吃还没掉花蕾的枇杷，讥笑我们馋。我在“嘎子”的点头指使下，威风凛凛的走过去，一跺脚，接着说“立正！”，把阿昌吓了一跳。我立即要他交出口袋中的枇杷，说是来比谁的大，比谁的黄熟。他真的从口袋中掏出几个又大又黄的枇杷，我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手抓过去，就把他掌上的枇杷给抓了过来，分给伙伴们吃了。他哭笑不得，又不敢到学校向老师告状我们，因为他天天要路过我们村。但我知道，那次以后，他对我们既怕，又恨；对我更是恨之入骨。现在想起来，真有点过意不去。要是阿昌还记得这件事，我恐怕羞得无地自容了。我也一直没有啊昌的消息，但愿他忘了我的不是，原谅我们的霸道。
离开了乡村到镇里去读初中，才知道水果是用钱买来吃的，也是从那时起，我才渐渐的收敛，渐渐懂事，“坏事”也渐渐的少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