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
去年12月13日晚，我和家人到火车站送的车。
几天前，小弟告诉我说，父母想回家乡花明楼过年。我没在意，只担心父亲5年前中风后遗留下的那行走不便的半偏瘫。母亲说男左女右，父亲瘫的恰恰是左半身，无论怎么治，也没有了过去那幽默诙谐机灵的父亲，留下给我的是迟钝、不爱说话和行走艰难的父亲。可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没事，谁也不要送，有她在。
母亲说的送，是指不要我们兄妹送她和父亲回家乡。家乡老话说，崽疼娘，扁担长；娘疼崽，路路长。从1958年，母亲在家乡花明楼彭鸭塘娘家由我大伯送到广东曲仁云顶矿与我父亲结婚后，近40年来，像天下妻子和母亲一样，我母亲付出了她既平凡又伟大的一生。在我们四兄妹相继成家或因工作离开她和父亲后，除了逢年过节，平时相聚很少。尤其是我回家更少，偶尔回家一次时，母亲打我进门讲起，直到出门还在念叨：城市里车多，千万千万要小心……
我知道，父母要回家乡过年想了近40年。特别是父亲，十几岁在外当兵，家乡的亲情，他无法忘记。母亲在电话里说，圆你爸一个梦，以后我们就在广东过老。
几点钟的火车，我一直没弄清，车票在小弟的手上，只知道大概是这个时间。当我和爱人小平带着女儿婧婧来到候车室时，表弟天广和我一个表侄女建平早已在等候了。约半小时，小弟黄辉和弟媳玉梅带着侄女晓丹坐着小车送父母来了。车站早已催旅客进站。我把别人赠送的两盒三株口服液交给母亲放好，说里面有8瓶三株，回家乡用。
火车停在3站台，出了验票处还要过站台的行人天桥，小弟和表弟提着行李在前走。表弟说，姑姑，什么东西这么重?母亲两手牵着两个孙女，边走边说，全是衣服，家乡冷。父亲柱着拐杖走得慢，母亲催他用力走。父亲说，你先走!又说火车干嘛不停在靠边的站台，尽害人!母亲急了，说，老头子，这不是汽车是火车，它不会等你的。父亲走得慢，急也没法子。我只好尽量把父亲的左脚用劲撑起，半架着走，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红塔山”给父亲。父亲索性停下，说要把烟放好时，偏让母亲回头看见了，急得直跺脚说，你就记得烟!
我母亲从来是讲道理的，她念的书不多，但明白是非，精明能干、要强。过去家里只靠父亲一人的收入，先是8口之家，后来舅舅成家，外婆跟他过后，我们家始终没有借钱过日子，我们兄妹的衣着，也不比别人家的孩子差。母亲常说，金山银山，不会划算一世差。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和大弟耀明参加工作后开始帮补家里，母亲就咬紧牙关买了一台电视机。那时，电视机还是一个时髦东西，每晚来家看电视的人很多，母亲总是招呼周到、热情，从不嫌弃。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老乡养鸭子，掉了一只，硬怪我家偷吃了。母亲也不急，也不吵，只说让对方打听一下，我们家谁喜欢吃鸭子的。后来老乡的鸭子又跑回他家了，诬陷自然清白。但母亲并没有因此事到处说，只告诉我们兄妹，交朋结友，就怕别人算自己，吃点亏是小事，就是气不顺，受气是一辈子都有的事，只要自己心里晓得，千万莫性子急了。还说，做人不自在，自在莫做人。
父母乘坐的是空调车，找到座位后，我叮嘱父亲车里不许吸烟，要罚款的。父亲笑了笑。母亲说，有我在，你们走吧。说罢又弯腰亲了亲她俩个小孙女。在车下，隔着窗，婧婧和丹丹一个劲地喊：爷爷再见!奶奶再见!……但怎么叫，她们的奶奶就是没有朝窗口望一眼，倒是从来都不细心的爷爷隔着空调窗朝他俩孙女招手。
父亲去世后。我和小弟仍在议论，爸爸是个粗心人，那次送车是不是预兆呢?当然，这是后话。
父亲走了，上车时是好端端的。10天后的12月24日凌晨2时左右，我被床头的电话吵醒，迷迷糊糊听出是小弟黄辉打来的。他说，老头子不行了，家乡来了电话。我说，有没搞错。
小弟说，不知道，是晓莉姐打来的。晓莉是我大伯的小女，比小弟年纪大。当时，我想既然是她打来的，也许不会错。当然，我只想到父亲不适应家乡气候患了重病，不会有生命危险。我对小弟说，明天和你回家乡看看。
小弟说，嫂嫂和婧婧不去?晓莉说爸爸过不了今晚!
小弟的话刹时间让我从头凉到脚，立马坐起，对小弟说，晓莉在不在家?小弟说，她到大伯家去了。又说她15分钟后再打电话到广东。
父亲和大伯从没分过家，父母说回家乡过年，指的就是在大伯家过年，大伯家没电话，晓莉是在镇上自己家打的。
15分钟是怎么过的，我至今也想不起来。我在心里总希望家乡的电话是误传。
父亲怎么会死呢?他才67岁!他3岁不到就失去了父亲，随他母亲从家乡谭木桥改嫁到花明楼铁湾里。作为母亲改嫁带来的孩子，父亲和我大伯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我无法想象，只知道父亲和大伯从未进过学堂，没睡过一天床，不到18岁，父亲便离家当兵，在部队不到一年又随陈明仁将军所部起义，再后来又参加抗美援朝。1980年，我和小妹丽君回家乡时，大姑还特意拿出一条崭新的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的白毛巾对我们说，这是我佬弟用命换来的，我舍不得用。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再清楚不过的历史，在父亲单位却变得异常复杂，硬是说父亲的历史不清，不予办理离休。后来在我父亲的灵床前，我见到了当年介绍我父亲到部队当兵的老连长，只听他狠狠地骂了一句：不是东西!我操!
父亲没上过一天学，所有的断文识字是从部队而来，他最爱唱的歌是“我是一个兵”。听父亲说，早年在部队时，首长很欣赏他，把他送到教导队学习，从教导队出来欲提司务长时，恰好有一个班的班长患病住院，要我父亲临时顶一下。谁知那人病好后跟首长的首长套上了，于是干上了司务长，紧接着父亲转了业。父亲耿直，憎恨搞阴谋诡计的人。尽管在单位退休前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但为人挺好。作为儿子，我从没听人议论过我父亲的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总带着才上学的我翻几座大山去钓鱼，很少和人来往。小弟后来告诉我，他回父亲单位去接耀明一家时，父亲的老乡，周明初叔叔得知我父亲去世后，竟然当着我小弟的面老泪纵横，说请我小弟原谅他老了，病多了，不能为我父亲送葬。父亲有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欣慰。
父亲儿时的伙伴有一位成了副省长，可父亲从不挂在嘴边，也不找他办任何一件事。还是几年前，父亲到省城开会，那位领导知道了，晚上还专程到父亲住的地方聊天。父亲回来后，只听他跟要好的老乡念叨那位领导的小名，说他念旧情，就是太忙。父亲总对我们兄妹说，靠自己努力才活得自在。
1986年当我从矿山调到市区时，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套四卷精装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大约是凌晨3时左右，小弟的电话又来了。早没睡意的我一翻身坐起就抓过电话。
哥：“爸爸……走了!”
从电话里我仿佛看到了小弟的表情。
小弟又说，妈要我们快点回家乡去……
我拿着电话，半天也说不出话。心里老想，不会的，父亲不会死，一定搞错了!嘴里却嘀嘀咕咕道：你明天去接老二和他爱人清五，打电话通知深圳的妹妹丽君；我通知父亲的单位和亲戚，早上八点钟前，搞清去长沙的人数，我买票。几乎是一口气，我便做出了决定。
放下电话后，我随即拨通家乡堂妹晓莉家的电话，好半天才传来她儿子带着睡意的声音：我妈妈和爸爸到外公家去了。 早上六点多，晓莉打来电话：耀辉哥，叔叔走了。你的电话我老打不通。
我说：明天早上搞两部小车到火车站接人。
七点，天还不见亮，我把电话打到了市区堂妹的家。接电话的是我婶婶，听罢我说后，只听她一声“啊哟!”便急忙让我跟叔叔讲。听得出叔叔正在吃早餐。我说，我们准备统计回家乡的人数，请你去。叔叔说，我和你婶婶商量一下。叔叔姓谭，与我父亲同母异父。1958年在家乡饿得不行了，当时我父亲正在抚顺学习，矿里正招人，是我母亲写信让他来广东的。父亲学习回来后，我母亲早替他想法解决了工作。如今，他早已退休闲居在市区他女儿家，由于身体挺好，又在市烟厂谋了份守门的职业发挥余热。我还有一个姓谭的姑姑，我没有通知她。姑丈姓蒋，年轻时俩口子总打架，祖母要我父亲劝过几次。谁知蒋姑爷说，谭家没姓黄的亲戚!从此，在广东便没有了来往。偶尔姑姑来我家一次，回家必少不了挨揍。但我却通知了市区的舅母。舅舅是我父亲带大的，可英年早逝。后来的舅舅依然称我母亲为姐，两家的关系融洽。我去，舅母说，你先买票!
父亲单位工会的郑主席在电话里对我讲，黄连生同志是老党员、老干部，在煤矿干了一辈子，不容易。你多买一张票，矿里再困难也派人和你们一起去。当时的曲江县一位姓王的副县长得知我父亲去世后，他知父亲爱喝酒，送了一瓶茅台酒让我带回家乡。
我上小学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父亲总让我们兄妹替他买一块零二元的米酒解闷，常常喝醉。1976年底后，父亲喝酒明显少了，也难得喝醉。这几年，得了病酒喝得更少了，以至我们兄妹有好酒也不敢送给他喝。但送给父亲一瓶茅台酒是我多年的心愿，哪怕父亲带到天国去。
父亲真的走了吗?我虽然一直在怀疑，但家乡的电话又不容我怀疑，我不敢通知太多的人。父亲叔大，娘亲舅大。在广东我只有这些最亲的人。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上午叔叔用BP机找到我小弟，说他走不开，要小弟到他那取201元奠礼。但他却没曾想到遭到了我小弟的拒绝，心里说不缺那些钱，嘴里却说没时间去取!后来是婶婶把钱专程硬送到小弟手里的。
在家乡，我见到了前来给父亲吊孝的婶婶的兄弟。他说，没良心的东西，没有你父亲，他们能有今天!可以听得出，他们似乎比我还气!他告诉我，当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后，把极少的转业费都分一半给了我叔叔。并还说，他都退休了，没什么鸟事干，也不回来给哥哥送葬，见最后一面，这把年纪还想不完的钱。他不回，叫他老婆回嘛!下次见到他们，我非骂他们不可!
我无话可说。看来“打虎还须亲兄弟，上阵还须父子兵”的古训未必是永恒的真理。但在家乡，我见到了父亲另一个同母异父的小弟，我们称他满叔。满叔则是又一番心境，他带着儿子在我父亲的灵床前忙前忙后……
在当晚9时58分的“长沙特快”上，小弟告诉我，小妹丽君没买到这趟车，要晚一个小时。我说到长沙再说。大弟媳李清五问我有没有替父亲买一张“红被”，我点了点头。我问小弟为父亲画的像带了没有?小弟说，他回家找到一张父亲年轻时的像，已放大画好带上了。在报社这么多年，拍了那么多胶卷，我竟然没有为父亲照一张单人像。其实，母亲早提醒我，说她和父亲年纪大了，该照一张像留着。可我偏偏没放在心上，总说急什么。
早晨7时左右，我们出了长沙火车站。早已在车站门前等候的堂妹晓莉和她爱人李强一见我们便迎了上来。丽君呢?堂妹扫一眼我们问。我说要晚一个小时，等齐再走。堂妹说，不，有两部小车，你们三兄弟带上小孩和舅母，还有叔叔单位的领导老夏先走，我和嫂嫂们等丽君一道走。我同意了。
从长沙到花明楼还有几十公里，可我无心看家乡的变化。司机是堂妹的邻居，他告诉我们：你大伯生日，我还去吃了面，见你父亲好好的，谁知晚上就死了。他还说，你父亲回家乡时，我也来接了。当时还有一部警车，你父亲嫌我的车太旧，要坐警车呢。司机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可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汽车停在堂弟强辉新落成不久的楼房旁的小坡上。没等我们下车，我就听到了鞭炮声。猛然我便觉得真的不妙了，只见一群披麻戴孝的人拥着我母亲朝我们走来。母亲哭叫了声：“崽呀!”我连忙跑过去抱着母亲，终于再也忍不住哭喊道“爸——爸!”
后来女儿婧婧对她妈说，妈，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哭了。女儿太小，她还不明白她爸爸的哭声里意味着什么。母亲常说，你父亲几十块钱的工资，把你们兄妹养大，只要你们争气，我和你父亲就满足了。我们兄妹虽谈不上光宗耀祖，但还算争气，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记得小弟跟我说过，他1991年结婚时，父亲交给他一张2000元的存折，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怎么也弄不明白，父母居然存这样三笔钱给三个儿子。
堂弟的房前，摆着一口棺木，正在油漆，正门贴着挽联。也不知是谁给我们兄弟和我们的孩子披麻戴孝后，拥着我们朝父亲的灵床走去。灵床在一楼他和我母亲原先住的房里，床早拆了，父亲躺在灵床上：蓝黑色的衣裤，黑色的帽子，脚边点着“长明灯”，身上盖着红色的“被”，脸上的表情如同年轻时那样微笑着，嘴角微微向左上翘。他80多岁的大姐和二姐坐在灵床前守着。几乎是同时，我们兄弟叭的一声哭着齐跪在父亲的灵床前。即使这样，我仍不相信父亲会死，呼唤着父亲，心里总希望奇迹会出现。可父亲是那样安详地躺着，脸是冰冷冰冷的……
我抱着女儿，轻声地说，婧婧叫爷爷起来，我们回广东。女儿毕竟才8岁，认识一个“死”字，但不知死的含义。她不明白她爸爸为什么哭，更不明白为什么满屋的哭声。她睁大眼睛看着我后，冲躺着的爷爷叫道：爷爷，别睡了，起来!只有在第二天父亲被抬进棺木里的刹那，小女才似乎明白她真的没有爷爷了，终于大声哭喊着“我要爷爷!我要爷爷!”许久，仍在哭着问我：爸，爷爷就住在里面吗?
4岁的侄儿文彬更是天真地走到爷爷的灵床前，用他的小手使劲地推摇着爷爷的头，一个劲地叫：爷爷，爷爷，快起来!后来母亲告诉我，满屋子的人都把心提到了喉咙边，担心文彬会把他爷爷从灵床上推下来。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时刻留意父亲躺在灵床上的变化。当我妹妹丽君和我爱人以及弟媳们赶到父亲的灵床边后，不久，我发现，父亲的脸由白转向淡黑色了……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最后见一面吧!
在灵床前，母亲告诉我，父亲死得好突然，丝毫也不痛苦。临死前一天，是我大伯的生日，父亲在家乡的所有兄弟姐妹和侄儿、外甥们都来了。近40年没这样齐过，热闹了一整天。父亲高兴得不得了。但谁都知道他有病，只让他喝了一点点酒高兴高兴。当我堂弟强辉说：叔叔正月十七日生日时，也在湖南做，把广东的儿媳都叫回来，肯定更热闹!父亲是看重生日的。每当新的年历一到，他就要看正月十七是哪天，星期几，影不影响儿媳们工作。母亲总说他自私，结婚几十年，就记得自己的生日，谁的也不记得。我父亲爱热闹，总和我提起当年在朝鲜当炮兵时打炮的情景。他说，只要炮一响，就有味!
那天，强辉说：叔叔的生日，两桌肯定不行，要摆几桌，我杀条大猪。说得父亲直乐。好久他才说，耀辉搞记者可能没时间吧；耀明要上班；黄辉和丽君能回……母亲说，你爸那天恨不得就是正月十七日，整天笑哈哈的，直到晚上在二楼看电视时，也一个人在笑个不停。就是这天，已为伯父做完生日回家的堂姐晓琳和姐夫谭礼哥又骑摩托车送电热毯来了。
父母回乡后，伯父把自己床上用的电热毯让了出来，晓琳姐见后，又买了一床新的送给我父母用。他们是下午送来的，当时父母正在门前打麻将，他们放下电热毯要走。父亲说，走什么，过来玩。为了让我父亲高兴，晓琳姐和礼哥几乎没有犹豫便留下来了。晚饭前，父亲一个人还站在小山坡上看四周的景色，兴奋得很，并第一次把他年轻时在家乡的趣事，悄悄地告诉了我母亲。
就是在这天晚上，母亲说，大约是半夜里11点左右，父亲翻来覆去睡不着又爬了起来坐。母亲问他干什么，他说想小便。母亲帮他下床后又躺下了。父亲重新回到床上时，背后垫着一个枕头靠着又笑了起来。母亲怨他衣也不披一件，担心着凉，要帮他披上大衣。父亲说，我要睡。母亲只得又帮他躺下。不久，父亲说他心口有些不舒服。母亲又马上下床找出丽君买的“保心安油”，往他心口上擦。是这里吗?母亲问。父亲嗯地点了点头。刚擦完躺下，父亲又说不舒服，母亲又想用“保心安油”擦，可这次刚接触他的胸口，便感觉他的胸口打鼓似的响，随即又摸他的额头，发现直冒冷汗。
母亲急了，连忙叫醒我大伯。伯父进来后，又转身叫醒了楼上的儿子强辉。接着伯父上床抱住我父亲，让强辉快叫醒汉桥找医生去!父亲的妹妹，我雪姑这时闻讯赶来抱着我父亲的双脚，直唤“连哥、连哥……”
我堂兄汉桥和他弟弟强辉分开住，每人建有二层楼房，相隔几百米。当时寒气袭人，离镇上不足二公里，母亲说，他们是一路跑着到镇上的，让在镇上住的晓莉的爱人李强用摩托车把医生送到伯父家来的。
这时，父亲的姐妹和侄儿媳们已围到他身边了。而我母亲心里直盼镇上的医生早到。医生来了，母亲说，医生一进门就问病人在哪里，紧接着脱下鞋就跳上床，一边号脉，一边说准备担架送医院。谭礼、汉桥和强辉兄弟一会功夫就用梯子扎好了简易的担架，只等医生开口。
但医生跳下床后，把我大伯叫到门外问病人是谁?大伯说，是广东来的佬弟。送医院，医生说。这时，在一旁的强辉爱人插了一句：医生，我叔叔到底是什么病?有没事?医生和李强较熟，对他说，顶多15分钟，拖过凌晨3点，我输一条“白沙烟”。
此刻，母亲早已没有了主意。谁知强辉的爱人冷不防说，别送了，免得在路上断气。医生说，我看你的楼是新建的，我怕……医生还没把话说完，弟媳就说，怕什么?又不是别个人，是我嫡亲叔叔，不怕!在家乡有一个风俗，在外面死的亲人，不能抬进屋，只能在门前搭一个厂棚停尸办后事。
就在他们商量之时，父亲病危的消息已传到了广东，而在家乡，却开始分头为我父亲置办后事了……
父亲少小离家老大回，在故乡花明楼南塘湾队上，只有他们兄弟俩一家姓黄。可是在第二天，强辉的爱人到县上为办丧事采购物品时，本想找在县城上打工的一两个后生乡亲回来帮忙，不料在县城打工的许多乡亲得知后，二话不说，丢下手中的活，成群结队地随车回来了，在我们兄弟后来见到的全是一张张陌生的脸，熟悉的却是那乡音。
父亲真的走了。家乡的亲人和父老乡亲作主，替一个少小离家的游子办丧事。父亲的棺木，原是伯父预备自用的；父亲葬的地，也是伯父自己看好的。大伯对他弟弟的感情，父亲在乡的兄弟姐妹之情，我无法用笔叙述。我的兄姐弟妹和哥嫂弟媳们，以及我未见过的侄儿更是孝心沉沉。
按照乡俗，在为我父亲盖“被”时，晓琳姐还为先后而内疚，向我诉冤屈，而我实在无法和她解释清。我只能告诉她，人死如灯灭，后事给人看的。父辈们的亲情，要的就是后辈们的延续。汉桥嫂比强辉弟媳内向，没弟媳那张嘴闭眼说话一串串能说又能干的样，但汉桥嫂心细，总是见她忙里偷闲，替我父亲为“长明灯”添油、烧纸。而谭礼哥和李强弟更是份内有余，孝重情深……家乡的亲人是在用言行，叙说着一部永恒的情史。
我第一次承受了失去父爱的打击，领略到故乡亲人的抚爱。当父亲的灵柩绕当地走一圈到墓穴时，每经一个路口，认识或不认识的乡亲，都纷纷点上一串串鞭炮为我父亲送行，每一声炮竹的响起都像重重的鼓声敲在我心里。
我大姨丈带着儿媳、堂舅父和他儿子以及我的姑表、姨表兄弟姐妹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有的还赶了几十里路来见我父亲最后一面，送一程归来的游子。
我知道，家乡许多乡亲也许听说过我父亲，也许更多的是没听说过，然而，父亲在他离乡40年后落叶归根时，故乡的人却敞开了自己的胸怀!
从父亲去世，到12月26日下葬，天阴沉沉的，家乡人说却没有往常的冷，可在父亲下葬后，却沥沥下起了雨，天，冷了……
父亲，在故乡，你冷么?
1997年4月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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