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新诗诞生100周年特稿●
■新诗的光荣与梦想■
——当代12位学者、诗人谈中国百年新诗
策 划：张晓林
主 持：朱云毕
1916年8月23日，胡适写下的《白话诗八首》，后刊于1917年2月出版的第2卷第6期《新青年》上。第一首《朋友》以首句“两个黄蝴蝶”，流传至今……从此，中国文学史上诞生了有别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作品，这种作品就是新诗。一百年来，新诗走过了风风雨雨，有过曲折，有过低潮，也有高潮，更有辉煌。现特邀12位当代学者、诗人，就新诗的有关话题进行一次对话，以此来纪念中国新诗诞生100周年。
对话嘉宾：
赵 恺（诗人、一级作家、《诗刊》编委、原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淮安市作协主席）
赵金钟（诗人、岭南师范学院教授、《岭南学报》副主编）
海 马（诗人、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南京某高校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李相银（文学博士、教授、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
胡 健（硕士生导师、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焦亚东（文学博士、博士后、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李 皓（诗人、文学硕士、《海燕》杂志主编）
姚克连（诗人、原《淮海商报》副刊负责人）
龚 正（诗人、一级作家、淮安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
刘 季（诗人、淮安市作协副主席）
十 品（诗人、作家、原洪泽县作协主席、文化局副局长）
张晓林（诗人、评论家、《诗在线》微信平台主编）
◆在“个人化”、“圈子化”、“小众化”情况下
诗歌如何抒写中国经验？◆
1、如何评价中国百年诗歌？
赵金钟：
新诗取代旧诗是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它的出现是诗体形式的一次大解放。其服从于内容需要而建立的开放性结构形态是对中国诗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由于语言和结构的解放，就使得现代新诗较之旧诗更加生活化，其深度介入生活、在凡俗中求典雅的审美追求为中国诗歌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贵的元素。百年新诗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出现了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和一批优秀的诗人，为中国诗歌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直白化现象。这种现象从初创期开始，一直存在于诗坛，有时还相当严重；二是概念化现象。这种现象在20世纪五六十年和新时期比较严重。五六十年演绎政策，新时期演绎西方。
海 马：
一百年来的中国新诗是不断前进和发展的，虽也时有各种阻隔和挫折，如战争、政治运动等。从胡适的“两个蝴蝶天上飞”开始，经由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北岛、舒婷、于坚、韩东等人以及如今的诸多优秀诗人，中国新诗取得了令人惊异的不俗成绩。30年前，诗评家徐敬亚曾用“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来评价“朦胧诗”；应该说，中国新诗已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基本美学原则和美学规范，并在不断探索和拓展各种美学可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张晓林：
在漫长的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新诗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众多的诗歌流派，优秀的诗人和大量的名篇佳作，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代新诗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其中，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诗歌成就最高。可见百年新诗已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至于韩寒在博客上表示“新诗没必要存在”，我表示理解，毕竟他还很年轻，有点“少年狂”，说些过激之词，无非是为了哗众取宠，博得点击率和读者的眼球。对于季羡林先生说“新诗基本上是失败”，我觉得不可思议。明朝崇祯初年刊行的《古今词统》宣称：“夫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连明朝人都有自知之明和先见之明，而季先生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只能说他的思想比较迂腐、保守。季先生是我敬仰的大学者，这里丝毫没有抵毁他的意思，这样的谈论，仅是学术上的争鸣。
谈到百年新诗，胡适是个绕不过的话题。他是中国新诗的鼻祖，缔造者。客观地讲，胡适的新诗成就不高，他的主要成就是在学术上。胡适把自己的诗集起名为《尝试集》，可见先生是有自知之明和先见之明的。作为一位中国新诗的播种者，我们不要再苛求他还要如何培育新诗，如何修枝、剪叶新诗，如何生长新诗等，这些都属于生长诗人们的事。中国古典诗歌，从最初四言句式的诗经，到魏晋，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到唐代，才开始成熟。再比如唐诗，经过初唐的发轫，中唐的发展，到盛唐才开始成熟。因此，中国新诗不能指望胡适一个人把它生长成熟，而需要无数个后来者的“胡适”去完善、丰富和发展它。尽管如此，他对中国新诗贡献的历史地位是无法抹去的。如果把中国百年新诗进行分期的话，以胡适《尝试集》的发表到抗战爆发为发轫期，从抗战到建国为形成期，从建国到1978年为荒芜期，从新时期以来的朦胧诗到当下的诗歌为发展壮大期，我认为新诗的成熟期还没有到，因为它还没有出现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划时代的大诗人。我想，只要有一代代诗人们的努力，新诗的成熟则是早晚的事。
2、当代诗歌如何继承中国传统诗歌与文化经验
赵 恺：
记住太阳一样飘扬在诗歌长河的源头上的旗帜：
诗言志。
李相银：
当下诗歌创作面临两个传统：一个是从《诗经》开始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一个是从文学革命而来的现代百年自由体白话新诗传统。虽然二者有着语言与表达方式的显著差异，但对于任何一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来说，都要紧紧抓住诗歌这一文体的精神特质。诗是从心中流出的歌，不仅饱含着最美的人性与情感，而且凝练着人类最精粹的思想。穆旦说“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当下诗歌能做的事情便是继续弘扬先锋的、革命的精神去自由地歌唱，在丰富与丰富的痛苦中让中文永远美丽。
龚 正：
笔墨当随时代，但对时代的书写应该是源自对传统的继承。因为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经验给予了我们太多的文化滋养，经典作品的样本面貌，往往会让我们茅塞顿开、如饮甘霖。在继承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比如结构、节奏、音律、韵律，比如象征、比拟、暗喻的把握，即便是口语化的表达，也应该让其富有意味。现在，面对快餐化的写作倾向，我们心中要拥有一片自己的桃花源，在写作时要将心中澎湃着的激情冷却一下，慢下来的思考会让我们的作品靠生活、哲学或宗教近一些。
胡 健：
谈论中国新诗如何继承中国诗歌传统时，我想首先得强调，新诗的“新”。中国传统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律诗，格律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宇宙观的美学体现，到了胡适的时代，提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主张用现代白话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这个历史的进步意义是不容抹杀。新诗诗体上的最大成果就是自由诗的被广泛接受。自由诗作为新诗的基本形式，它能更好地表达现代人的自由精神，这个美学成就也不能轻易否定。毛泽东当年就说过，旧体诗束缚思想，也就是说旧体诗不自由，虽然他本人只写旧体诗。现在，我们谈继承中国诗歌传统，我想前提是在现代新诗的基础上，吸纳中国诗歌传统中真正有益的因素，来丰富滋养我们新诗的创作。
3、诗歌如何抒写中国经验？
李 皓：
在当下新媒体、自媒体火热的时代，诗歌的盛产量和多元流行化日趋繁荣，大众对诗歌的审美需求及诗歌精神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针对目前中国诗歌的“圈子化”、“个人化”、“小众化”等问题会产生不断质疑与不同声音的指认。
其实，无论是小众还是大众，新诗都需不断继承创新。诗是生活的心灵化，诗要表现生活，在生活中表现自我，一个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走向最终会从自我走向非我，就是诗人在现实世界的参与度向自我超越的高度和净度挺进，并在多样化格局中努力争取传播的大众化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诗歌要最终反映社会、时代和现实属性，就是我们提倡的诗歌精神。这种诗歌精神才会使诗歌不媚俗、不颓废，最终具有社会和时代意义。“真正的诗人从本质上说是革命者”。
对于诗歌的来路、当下以及未来，我们都会有一个积极审慎、冷静、深入以及再造的期待，相信时间会收获一切。
刘 季：
只要你是用汉语言写作，中国经验一定是潜在的一种影响。你无法摆脱，一个用汉语言写诗的人，他会不读《诗经》不知道“风，雅，颂”？更别说唐诗宋词在中小学课本的阅读理解了。个人化，圈子化也很正常。但不可否认，一些更为功利的人在把持或左右着某些诗歌的平台和各种诗歌活动，这是让人遗憾的。不想说很多，就我个人而言，热爱诗歌写就是了。你在自留地里春耕秋收，有人路过夸一句：嗯，长势不错。上帝并没有规定，哪些人可以是诗人哪些人不可以是诗人。你有慈爱之心，悲悯之意你就是一个诗人。
4、关于新诗的标准问题
焦亚东：
新诗从诞生至今，已走过百年不寻常的历程。人生不过百，一百年不算短，不过，与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歌史相比，新诗还只是文学家族的一个小娃娃，这就是俄国思想家巴赫金所谓的“长远时间”。对一切事物的分析与评价，都要将其置放于一个漫长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新诗亦能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新”诗的标准，仍要从“旧”诗那里去寻找。一方面，“新诗”也是“诗”，既曰“诗”，它就应该具有“诗”的特质，而“诗”的特质正在于它独特的“形式”，比如严羽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比如王国维说的“曰情曰景”，比如钱锺书说的“若诗自是文字之妙”，比如闻一多说的“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比如赵缺说的“发乎情而施乎艺”……总之它要具有成其为一首诗的元素，而不能像胡适主张的那样，“作诗须得如作文”，如果是这样，那它就不是“诗”，而成了“诗”的反面“文”。另一方面，“新诗”又不是“旧诗”，既曰“新”，它总应该有不同于“旧诗”的地方，这同样也应从“形式”出发来做辨析，比如在语言语体上它不再使用古雅的文言，在形态结构上它更趋于宽松自由……乔治•博厄斯(G.Boas)在一次题为“哲学和诗歌”的演讲中曾说：“诗歌中的思想往往是陈腐的、虚假的，没有一个十六岁以上的人会仅仅为了诗歌所讲的意思去读诗。”什克洛夫斯基在那篇著名的论文《艺术作为手法》中也认为：“各诗歌流派的全部活动不过是积累和发现新的手法，以便安排和设计语言材料。”诗作为一种最精致的语言艺术，其要义不在人人心中有的思想感情，而在个个笔下无的手法技巧。“新诗”的标准尽可以探讨，但从上述两个方面看，不从“形式”着眼，而热衷于在“时代性”、“思想性”、“进步性”等层面给“新诗”制定标准，是无异于缘木求鱼的。
姚克连：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有些茫然。新诗自1917年拉开序幕至今，已过去整整一个世纪。新诗就内容、形式及语言等诸多问题，在不同时期曾引起不小争议。就我在几十年新诗创作的体验中，我认为新诗标准只有两个，即写什么、怎么写。真善美始终是我遵循的写诗原则，我一直以为诗人在创作时头脑里隐约要有个“纲领”式的东西，不是那种胡拉硬扯的玩意儿。为人民写诗、特别把诗的触角伸向底层人的生活，为他们说些该说的话。怎么写，那是个人素养、学养、天赋、情怀等的具体显示。好的新诗总有一种生命在召唤、美在微笑、形式在张驰、语言在三秋的田野上行走的感觉。
张晓林：
新诗因为“新”，决定了它像水一样千变万化，无羁无束。因此说，新诗是没有标准的。如果硬要给诗歌一个标准，我认为没有标准，即是诗歌的最高标准。
◆雾霾时代，诗人何为？◆
1、如何看待当下流行的一句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
胡 健：
当年海德格尔说：“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他的“贫乏“是指时精神的贫乏”。现在我们说“雾霾时代诗人何为”，这个雾霾可能不仅是指天气上的雾霾。我们曾经历过一个非常政治的时代，那时的诗就是人们心中的呐喊，有时口号都能打动人；后来我们经历了一个审美创造的时代，强调先锋，结果先锋成为了无人理解的孤星；而微信时代，会敲键盘就是诗人；那么，雾霾时代诗人何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想，雾霾时代诗人有两种选择，一是与雾霾同伙，沉入雾霾；一是用光亮与清风去反抗雾霾，并坚信，光亮与清风多了，雾霾就少了。现在写诗应该有种真正诗人的担当了。
赵 恺：
以人的名义，
活着。
姚克连：
雾霾里，心情很灰暗，很郁闷，也很无奈。诗的灵性恍若被包裹起来，有挣扎的感觉。心情明媚的日子，那是天高气爽、云淡风轻的日子。可是，这种日子，愈来愈成为一种奢望。大自然是有灵性的，她的呼吸声，是天籁之声。人类就是在她慈善和霭的气息里繁衍生息的。我想起泰戈尔，为什么当他去英国出现在伦敦大街上时，他的粉丝们会以海洋似的鲜花簇拥着他，高呼“自然之神”来了。我从他的《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伟大作品中找到了答案。我承认，我是个无力的诗人，我只能“望霾兴叹”！我喜欢狂野的寒潮，惟有它可以掠走霾魔。让我的诗，在蓬莱仙境中旅行吧。
龚 正：
这个题目让我想起2016年初我去俄罗斯看北极光时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叫《一路向北》，诗中写道“北极很远，北极很冷/从出发的这一刻起/远和冷已不是问题/远行的生命被爱包裹着/晶莹的冰雪覆盖着的旷野/让一颗灵魂在冷寂中得到升迁//是放下一切作一次远行的时候了，卸下脸上的彩妆/脱下身上的戏服/到北极去，看看自己的心/在冰雪之中能否盛开成花朵。”除了环保和产能上的控制，据我所知，冷空气是驱散雾霾的唯一方法，由此看来，生活中的冷的确是个好东西，因为当下生活给予我们“热”的东西太多，功利、浮躁、虚伪、冷漠，其实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雾霾，用冷来驱却它，我们的诗才能拥有光明。
2、如何看待跨界视野中的诗歌
李相银：
关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目前诗歌的生长与传播氛围。随着教育的普及，创作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特别权力，网络文学的新起就是明证。经过最近20余年的发展，当前诗歌处于日常化的生长状态中，因此，诗歌已经具备了跨界的作者基础。其次，在互联网时代，一切技术手段的融合都在变成可能，所谓诗歌跨界也就成为自然趋势。诗歌与其他艺术甚至科技手段的融合一定可以助力诗歌的传播，但是否可以助力诗人自身的传播却未必可以简单乐观。或许，对于更多读者来说，诗歌本身更值得记忆。诗歌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坚持这一基本准则，让更多的跨界手段为诗歌传播做出贡献，这就是诗歌“坚守初心”之意。
十 品：
自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以后，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获奖，大大超出了人们对文学概念的普遍认知。因此，在文学界、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甚至是音乐艺术界都产生了极大地震动，说什么的都有，各自又会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往往会以偏概全。作为诗人，我是这么看的：首先文学说到底应该是语言艺术，通过语言的文字表达，艺术地塑造形象，抒发情感，指向心灵，成为文学作品。诗歌属文学的一个种类，与小说、散文、剧本相同，只是表现方法不同而已。然而，文学发展的早期分类还不是现在的这四种样子，相信未来还会有变化，现在已经有迹象了，如“散文诗”“非虚构文学”“网络文学”等等。其次鲍勃•迪伦的诗歌就是他的歌词，他的歌词是用音乐和舞台去传播的，他的受众首先是听众，然后才是文本读者，在相对时空阶段，鲍勃•迪伦要比一般诗人传播的快，影响大，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创性的摇滚音乐风靡全世界的大背景下，鲍勃•迪伦已远远超出一般诗人影响力。将歌词作为诗歌来看，技术上这不存在着太大的差异，许多诗歌也是可以唱的，歌词作家一样是优秀的诗人。这里我国古代有许多诗人写的词都是可以唱的，词、曲还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形式，以至于今天依然是我们中国文学中的一朵灿烂的奇葩。第三在跨界视野中的诗歌这一话题中，我的态度是赞成和支持。跨界和借鉴能促进诗歌的发展和进步，它是一座桥梁，可以综合其他的艺术形式，不断丰富和拓展诗歌的传播和影响力，不失为是一种积极而有效的方法。当然，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鲍勃•迪伦是不可复制的，就如诺贝尔文学奖曾经在1902年授予历史学家蒙森、1953年授予政治家丘吉尔一样，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同样的案例。诺贝尔文学奖可以是文学的风向标，但不可以成为文学的指南针。真正的优秀诗歌还是诞生于诗歌之中。
焦亚东：
文学形式、文体样式的发展与变化是文学的常态，因此，在当下各种文化元素日益渗透、融合的大背景下，诗歌创作向其他艺术门类如音乐、绘画、舞蹈、戏曲甚至摄影、广告等的跨界，实属正常的事情。这一方面可以促进诗歌创作的繁荣，一方面也可以借助更多的载体尤其是一些大众化的文化载体，将好的诗歌作品传播开来。当然，在诗歌的这种跨界中，也应该注意一个度，要坚守诗歌本身的立场，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不可生拉硬扯，制造出一些牵强附会的“作品”，看起来是两种艺术的融合，实际上还是“两张皮”，这样做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3、在互联网+的时代，如何看待新媒体给诗歌带来的狂欢
赵金钟：
网络是一个极其自由的场域。它的匿名性和虚拟性创造了一个“去中心”或“多中心”的民主意识形态空间，以让写作者自由地临屏徜徉。所谓“去中心”，就是消解主流（官方）媒体的话语霸权或意识形态霸权；所谓“多中心”，就是泛中心，人人都是“中心”。二者是同一生命体。网络作为巨大而自由的言说空间，为诗人存放或呈现真实的心灵提供了广阔无边的平台。这一写作环境给予写作者空前的“自主权”，使得写作真正实现了“自由化”。但新媒体的泛滥与任性往往又降低了诗歌发表的门槛或标准，遮蔽了好诗的传播与阅读。清醒的创作者与传播者必须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标准认真做事，以将网络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刘 季：
我奇怪的是有很多诗人不愿看到这一景象，认为诗歌堕落了。有这个必要吗？中国本身就是诗歌大国。比起广场舞比起脑残的电视电影的娱乐化产业化，诗歌远没到狂欢的地步。更多人爱诗有什么不好吗？大浪淘沙，只有时间最完美。是金子留下，是沙子你流走。别以为只有读过但丁、拜伦、惠特曼的才配写诗？只有获得过官方大奖的才叫诗人？只有出过诗集的才叫诗人？现在是自媒体年代。只要热爱诗你就是诗人。
十 品：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变化很快的时代，对诗歌的互联网+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超越。因此，诗歌是最先在新媒体领域里的受益者。首先是传播速度快，只要上网，随时都可以将诗歌作品发布出去，远在千里之外，随时都可以接受发布的诗歌作品。其次是门槛低，只要能写出来，贴到论坛或是网站上就算发表，缺少纸媒的审稿把关。这样的一关，挡住了多少诗歌次品呀。第三是读者受众面更辽阔。诗歌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读到想读到的一切。基于以上三点现状，我们在互联网＋的时代，读到了该读到的作品，也读到了不该读到的作品，只不过略显粗糙、直接、简单和缺乏精致的粗加工产品。需要诗人们努力，写出精品才能无愧于新媒体为诗歌搭建的平台。
4、如何重拾诗歌的尊严与辉煌？
海 马：
如果对这个话题做一个反向的解读，那就是如今的诗歌失去了尊严且不再辉煌。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首先，有个参照系的问题，你是指唐朝的诗歌，还是80年代的诗歌？唐朝的诗歌确乎辉煌过，但是不是有尊严，我不知道。也许，在更大可能上设问者指的是80年代诗歌，毕竟积淀千年的古典诗歌与不足百年的新诗具有不可比性。但问题的关键是，万人瞩目并不代表着尊严，喧嚣和革新也并不一定就是辉煌。80年代诗歌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我们要理智、客观地看待这个过往的“神话”或“传说”。我以为，中国新诗业已进入历史以来的一个最好时期，大家在沉静中创造，涌现了一批好的诗人和好的诗歌，虽然也时有泡沫和沉渣泛起。这都可以诗为证。尊严的获得以及辉煌的到来，无需“重拾”，只需积极而耐心地建设即可。
李 皓：
当今诗坛，诗歌的崇高性、神圣性被消解，“垃圾派”、“下半身”、“梨花体”等流派的出现，使诗歌越来越受到大众的轻视，要重拾诗歌与诗人的尊严，必须尊重诗歌的艺术本质，保持对诗歌的一份虔诚的信仰。
与诗歌质量相比，诗人自身的人格品质同样重要。一个人的诗心代表诗歌的品质，对于诗歌创作来说，一个好的诗人，他所创作的是文本是要对社会与现实有启迪和进步意义的指引。
网络的传播速度及低门槛的诗歌质量都会让诗歌考量失去标准，好诗终究要呈现好的质感，终究要与读者产生共鸣，而不是距离。当下建立诗歌与读者的良好关系尤为重要，在流行速度状态下，媒体平台要营造健康的诗歌传播环境，让更多的人读到有正能量的好诗。
◆南京站起三十万首诗歌◆
——为“江苏诗歌与百年新诗研讨会”作
赵 恺
今天，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
江苏省作家协会今天讨论诗歌。
诗歌公祭诗性。
国家公祭人性。
笛声，大地的呐喊。
拉响汽笛的，是上帝。
依偎笛声，南京站起三十万首诗歌。
第34届华沙国际诗歌节，站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门口。
一位白发苍苍的波兰诗人对我说，诗歌站立在墓园上，他的父亲就死亡在这里。
拥抱着波兰诗人，我说，我几天之内失去三十万亲人，在中国，在南京。
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一句德国哲学家的话：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我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一句我自己的话：诗歌必须活着，以人的名义。
作为一个词语，“上帝”最早出现于中国典籍。它的出现，比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早出近千年。
如果有国籍，上帝属于中国。
诗歌是上帝的声音。
上帝的声音里是中国声音。
倾听诗歌是倾听上帝。
讨论诗歌是讨论上帝。
不然，为什么中国是诗歌的祖国，中国最早的诗集叫做《诗经》呢？
中国诗国。
江苏诗省。
作为诗歌生态，江苏具备五大特征：
山川形胜，
文化深厚。
尊严正气。
智慧多元。
时代民心。
钟灵毓秀，迷离斑斓，龙盘虎踞，气象万千：
江苏是插上一支铅笔就能长出一首诗歌的土地。
有一句话，唐朝替我们说了：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六朝古都，尊贵庄严。源头巍峨，奔流浩瀚。
在古诗和新诗的结合部，南京坐拥一个俯仰行止在中国文化制高点上的大师集团。
比如唐圭璋。
唐圭璋能够背诵全宋词！
一子砰然，全枰寂然。
唐圭璋先生和与他耳鬓厮磨、肩蹱相接的大师们使一切肤浅孟浪、虚与委蛇失重。
互为激励，互为补充，互为完美，互为提升：文化灵魂在，诗歌灵魂就在，脉络就在，筋骨就在。
于是江苏诗歌拥有大气，正气，灵气。
于是江苏诗歌不屑小气，俗气，媚气。
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江苏诗人，
各个流派有各个流派的江苏诗人，
各个地域有各个地域的江苏诗人。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江苏诗人。
江苏诗歌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坚守着自己美学宪法：
时代，人民和美。
坚守并传承，
是江苏诗歌的光荣和骄傲。
对于中国诗歌，对于中国诗歌百年，江苏作出许多可籍可史的贡献。
仅就我的身临目睹，大事有三：
在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首届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优秀作品奖励大会上，江苏诗歌三人获奖，全国团体第二。获奖作品或进入文学馆，或进入文学史，它们和时间一起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
1999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张家港举办全国首届诗歌大会。阵容之强，品质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至今各类国内国际诗会未出其右。
《扬子江诗刊》的创办。《扬子江诗刊》不是一份刊物的增加，而是一个美学新元素的引进。它的作用和价值，已经和正在拓展和延伸。创业难。一份创刊报告，是放置在国务院总理办公桌上的呀。
要继往开来，就得前瞻后顾。
不可也无需回避的题目是：一百年，我们的新诗“新”了吗？
“新诗”相对“古诗”。
中国诗歌的源头上飘展着自己的灵魂之旗：诗言志。
“志”，
“士”在“心上”。
是热爱，是包容，是照耀，是引领，
“志”有神性，它是东方美学的舍利子。
对应“诗言志”，“新诗”在中国诗歌的心脏部位没能“新”，也不可能“新”。
那么“新”在哪里？
新在口语滥觞？新在形式散漫？新在格律消亡？
新诗，尤其当下新诗，当警惕丧魂失魄。
何为丧魂？
2011年10月13日，一个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孩被两辆汽车反复碾压死亡。一次碾压是车祸，反复碾压是屠杀。贴着屠杀，十八个人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踏着小悦悦的鲜血扬长而去。难道仅仅是十八吗？不，有第十九。这第十九的名字叫“诗歌”。诗歌的祖国对自己孩子竟然没有丧子之痛，竟然麻木恣睢、心安理得地噤若寒蝉。
冷漠，自私，怯懦：
诗之耻。
民族正气，国家骨气，人类大气萎缩沉沦。
一百年，没有自己的《长恨歌》，《卖炭翁》，《蜀道难》；
一百年，没有自己的《塞上曲》，《满江红》，《正气歌》。
没有史诗。没有一首第二国歌一般的俯仰天地、长啸血泪的《大江东去》。
一己悲欢，杯水炎凉，肱股之痒，指尖之痛：良知和勇气水土流失。
中国新诗的手指没有把握在时代的主动脉上。
诗哲歌德说，古往今来，文学阵地上陈列着许多无名阵亡者的尸体。他们死亡的原因各不相同却共有一个相同的致命伤：那就是脱离了自己的时代和人民。
知耻者勇。不知或知之不深，知之不切，知之不痛。
当然，有挟泰山以超北海者在。
标榜叛逆？自诩先锋？炫耀现代？
新诗当敬畏创新。
一个有瑕疵的原创胜过九十九个无可挑剔的复制。
创造是艺术，制造是工艺。
新不难，新得高贵难。
更何况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创新：
太阳照耀需要创新吗？
江河奔流需要创新吗？
母亲生孩子需要创新吗？
玉米结稖头需要创新吗？
文学的价值在于它对文学本身贡献了什么。
诗歌招魂。
尼采说，上帝死了。
我说，诗歌是上帝的声音，声音死了。
何为失魄？
泥沙俱下，投鞭断流，中国诗歌流失着中国文化的DNA。
遗传基因是什么？
如同每个人拥有各自的体温体息，中国新诗缺失中国的体温体息。
比如“韵律和格律”。
西诗自有自己韵律和格律。
我们没有。
警觉东施效颦。
新诗“自由体”。试问时间，“自由体”自由了吗？
从某种意义说宋词是唐诗的自由体，元曲是宋词的自由体。自由，却不轻慢放纵。它们自由得不自由。深谙“诗歌是戴着枷锁的舞蹈。”，深谙“一切无限都有限”。它们创造自己的体温和体息，传承并发展中国诗歌的尊严与美。
离弦之箭易脱靶，出鞘之剑谨杀伤。
不自由难，自由更难。
侧耳倾听，
雷过天廷：
百年门槛上，
人性呼唤中，
南京站起三十万首诗歌。
2016.12.13
【原载《淮海晚报》2017年1月22日
网址：http://szb.hynews.net/hhwb/html/2017-01/22/node_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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