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四岁。那年村里一下子来了好多外地的青年男女，都是十七八九岁的模样，操着杂七杂八的方言。他们有个统一而响亮的名字——“知青”。他们集中住在村头大榕树旁的碾米厂里，集体宿舍，七八个女孩子，五六个男青年。沿着窄短的条石阶梯走上碾米厂房，往上是女知青的住处，再往上是男知青的住处。
因为阿娘是妇女队长，我常常有机会尾随她来到女知青的住地，看她们白白净净的俊俏样貌，听她们哭哭笑笑地闲谈打闹。她们很喜欢阿娘，每回阿娘一来，她们都围上来亲热挽着阿娘的手臂，如同母女般坐在床边，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阿娘则揽过一个一个的肩膀，像对女儿般嘘寒问暖，有时安排农事，细心叮嘱她们各种农活的做法、注意事项，有时则是为她们抹去莫名涌上的思家泪水。常常看得见她们坐在大榕树树头下吃饭、编织毛衣、看书、打闹的身影。天空中有飞鸟掠过的身影，树头下的池塘里有游鱼在缓缓游动，偶尔会忽地聚合在一起抢吃她们扔下的饭粒。冬天来临，大榕树不远的井沿上冒出迷迷蒙蒙的热气，她们嘻嘻哈哈地在井旁打水洗脸刷牙。有时也端着写着火红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或“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字样的白瓷脸盆到牛巷街旁那条横贯村中央的小溪旁浣洗衣服。因为他们，村子里闹腾多了，生气多了，他们清脆欢畅的笑声常常在村头上空回响。
我的家是一个大家庭，由阿婆（我们叫奶奶为阿婆）主持家事。阿婆三十多岁守寡，生育了十个孩子，存活下来的只有三个儿子。孀居多年，但威仪尚存。阿爷（我们叫爸爸为阿爷，也有喊叔的）常年不在家，被大队派到外面搞副业去了；二叔在村小教书。家里劳动力主要就是阿娘、二婶，以及小叔。小叔是阿婆的遗腹子，自小长得黑黑实实的。随着年岁渐长，小叔慢慢越长越开，不经意间就长成了个仪表堂堂的帅小伙。高而健壮的挺拔身躯，黑黑红红的脸膛，走起路虎虎生风，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最得力的劳动力。因辈分高，虽然年纪不大，村人喊他“黑古叔”。走在村子那条长满野花的小路上，黑古叔那抹高大的身影总能招来不少艳羡的目光。他不善言谈，勤恳干活，卖力劳作，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
我喜欢在知青们收工后迈着短短的小腿吃力地爬上碾米房的阶梯，倚在知青门前咬着手指看她们开开心心地打闹：看她们将毛衣织了拆，拆了织，比试花色针线款式，穿在身上左摇右摆让旁人研究合不合身；或者看她们边哼着曲儿边编织头上那油黑发亮的两根辫子；又或者看她们伏在窗沿上悄不吱声地想心事……此时的天空高远深邃，淡蓝色的天宇下，白鹤扇翅飞翔，一动一静的画面，在我年幼的心里长久投影。
不知何时起，只要我来，总有人拉我过去，指着其中一个高高瘦瘦的大姐姐教唆我喊“婶娘”。她们戏谑而放肆地大声笑闹着，那个被人打趣的姐姐脸颊红红地阻止着同伴的打闹。可越阻止她们越是闹得欢。我看见她眉毛弯弯，眼睛清亮，两根编织得紧紧实实的辫子拖在腰间，用红毛线打了个小小的蝴蝶结，蝴蝶垂在她的白底黄花衬衣上，仿佛要振翅飘飞的样子，很美。我很愿意有这样的一个“细婶娘”。
有一天，黑古叔从外面回来，手上拿着两件小小的衣服，是用两方大手帕裁做的无袖小背心，他红着脸给阿娘说，是阿适给我和小妹做的衣裳。我问阿娘，阿适是谁呀，为什么要给我和妹妹做这么漂亮的衣裳呢？阿娘含笑不答，只是开心地给我和妹妹穿上小背心。小背心做的很巧妙，两方淡黄底色花纹的带竖条的大手帕，不用多加裁剪，在脖子和腋下挖出一个弯度缝合起来就是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既清凉又舒适。我穿着新衣服，心里别提有多美了。还在村前村后走了一圈，在小伙伴们艳羡的目光里狠狠地显摆了一回。我打心底里爱死了那个叫“阿适”的姑娘。
夏日傍晚，我穿着这件小背心迈着蹒跚的脚步和妹妹又来到知青的住处，那个绑蝴蝶结的姐姐牵过我和妹妹的手，抱着我们坐在她的床上，用手绢帮我们抹干净脏兮兮的小手，然后给我们糖瓜吃，那糖，是我迄今吃过的最好吃的糖了。后来，阿娘叫我们喊她“适姑”。我非常喜欢这位美丽而心灵手巧的“适姑”，常常跟在她后面，笑眯眯地望着她，小声地喊一声“适姑”。
黑古叔常常晚回家了，回家时黑红的脸上总是弥漫着一层笑意，开开心心地和我们玩笑，开开心心地帮着阿婆挑水烧火煮饭，开开心心地挑猪食去栏里喂猪。阿娘偶尔会和黑古叔说起阿适，我总是很八卦地竖起耳朵“偷听”，大凡跟阿适姑有关的事我都爱听。有时去到碾米房，阿适姑也会问我黑古叔的事情，我总会一五一十地“传舌”。我真的喜欢阿适姑，我喜欢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味，喜欢她弯弯的眉毛清亮的眼睛，喜欢她笑时掩嘴的模样，喜欢她那两条在腰际摆动的大辫子，喜欢她细声慢语的形态……总而言之，只要是阿适姑的一切，我都喜欢。
初夏时分，当村旁小道上我喜爱采摘下来吸食汁液的的花糖叶（也叫野烟叶）开出肥厚而雪白的花朵，鸡肉花也五彩缤纷地站满枝头时，一年春耕开始了。早晚时分，黑古叔会在井台边打水挑水，这时适姑也会准时出现在井台边。两人相视一笑，并不作声。黑古叔默默地打水，一桶又一桶，适姑埋头洗涮，浣衣。两人默契地提水接水，完毕各自回去。上工的钟声敲响了，不擅农活的适姑挑着秧苗跌跌撞撞，左摇右摆地走在田埂上，耙着田的黑古叔的目光总会伴随着那个跌跌撞撞的身影，提心吊胆。傍晚下工了，落日余晖下，远处的半空中，丝丝流霞聚聚散散，白鹭缓缓地扇动着翅膀像游鱼浮在水面似地悠闲地飘飞，路边粉红的杜鹃花在夕阳下仍然浓郁地站立枝头，奶白色的水田里刚插种的秧苗在晚风中摇曳。黑古叔赶着慢悠悠地倒嚼的老牛，扛着犁耙，拿过适姑肩上的扁担将畚箕叠起挂在犁耙上，夕阳下，两个年轻人若即若离地，静静地走着，不发一言，甜蜜而温馨，像极了一副画。
适姑床边的简陋的台面上总有不同的野花插在玻璃瓶子里，有狗尾巴花，有杜鹃花，有荷花，有山茶花，有花糖叶花，有野菊花，有……甚至还会有绿肥哦（它的学名叫紫云英），它们随季节而变化，永远新鲜，永远水润，充满生气。它们是黑古叔采摘的，有时放在窗台下，有时叫我送过去，黑古叔就没有一次亲手送给适姑的。偶尔我不开心了，不愿意送，黑古叔总有招数骗我，给一朵小花作为奖赏啊，摘个莲蓬给我呀，编个野菊花头饰套在我头上充当解放军战士呀等等，我总会屁颠屁颠地抱着花儿爬上条石阶梯，远远地就大声嚷嚷着：“适姑，给你，适姑，给你。”别的姑娘打趣说，：“给我好不好呀？”我连忙把花藏在身后说：“不给！这是适姑的花。”接过花儿的适姑笑盈盈地把花插在玻璃瓶子里，哼着好听曲子换水摆弄好。我静静地看着适姑做着这一切，也像适姑一样觉得好满足好满足。
日子如水静静流淌。不知不觉走过了两个年头。
适姑偶尔也会和几个女伴来家里玩，阿娘和阿婆做了糍粑磨了豆腐招待她们，家里很是热闹，充满欢声笑语。不善言谈的黑古叔轻快地帮着阿婆和阿娘忙忙碌碌地干家务，笑眯眯地收拾里里外外。适姑偶尔搭把手，帮忙摆台凳、碗筷，两人都脸红红地，羞答答地。开心写在脸上。
陆陆续续地有知青回城了。去碾米房走动时，感觉房里的气氛不如过往，姑娘们展开信纸埋头读信，聚在一起小声议论，有人在叹气，有人在流泪，有人在发呆。没有人发现我，适姑也没有看见我来，她这会伏在窗台上看天，看云霞，看飞鸟，脸色不好，情绪落寞。慢慢地，住在碾米房里的人越来越少，适姑一如既往地开工收工。但黑古叔的脸上少了笑容，更加沉默寡言了。
那年春天，山花烂漫，特别是杜鹃花，满山遍野，开得那个如火如荼。但是，黑古叔再也没有支使过我去送花了。我自个在路边摘了一捧野菊花，拔了几根狗尾巴草，摇摇晃晃地来到碾米房。远远地，适姑看见我，惊喜地冲出来，接过花，开心地嗅着。我说，“适姑，这是我摘的花，送给你。”适姑神色暗淡下去了。后来，阿娘说，适姑家里几次三番地要她赶紧回城，还将电话打到大队部来了。终于，坚守到最后一拨的适姑还是离开了我们村。离开的那天，她第一次独自一大早来到我们家里，帮阿娘挑满水缸的水，洒扫庭除，帮阿婆摘菜，喂猪。但黑古叔不知为何一直没有出现。等到太阳升得老高老高，比村后的大扁石山还高，黑古叔还是不见身影。适姑几次三番到门前张望，但黑古叔杳无踪迹。一直脸带笑容的适姑再也无法坚持了，她转身伏在阿娘的肩头失声痛哭起来。阿娘默默地拍着她的后背，无言以对。最后，阿娘帮适姑整理好发辫，拭去她脸上的泪珠，把她送出了村外的路口，适姑孤单瘦削的身影背着行囊一步三回头，最终渐行渐远，消失在路的尽头。
第二年，我们家搬离了旧屋子，迁徙到离村里近千米远的扁石山脚的糖寮，做了一排新屋，三兄弟一人两间，大家庭还是聚在一起吃饭。在那里我们家又开始了四季轮回的生活。黑古叔早过了适婚年龄，与他同龄的村子里的人的孩子都能去小卖部打酱油了，黑古叔还是单身一人。不时有人来提亲，但都被黑古叔一一拒绝。阿婆和阿娘总是默默叹气。又过了半年的一天傍晚，适姑突然来了，带着她的两个工友。一年多不见，适姑皮肤更白了，眼睛更显清亮，长辫子铰了，人显得更加清瘦。她提着一大袋子的水果、糖果，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食品。一看见我，适姑拉着我的手，塞给我满怀的吃的，问我，还认识我吗？我说：“适姑，认得的，我喜欢你呀。”适姑眼眶红红的，坐在灶台边，一边和阿娘说着在城里的工作和生活，一边询问家里的近况。适姑始终没有开口问黑古叔的事，但她的眼神和表情出卖了她，她其实一直在等黑古叔的出现。可是，就如她离开村里那天一样，黑古叔一直没有回家。夜深了，在适姑怀里东倒西歪的我，不知何时进入梦乡，迷蒙中，只听见阿娘和适姑她们悉悉索索的声音在耳际虚无缥缈地浮着。第二天早上，含泪的适姑和工友离开了我家，阿娘牵着我依依不舍的挥手道别说：“常来啊！”但我知道，适姑这一走，再也不会回来。
等我和阿娘回到家时，黑古叔容颜憔悴地坐在厅堂前的石墩上，一言不发。我不敢问他昨晚去了哪儿，阿娘叹了口气，拍了拍黑古叔的肩膀，说：“黑古啊，过去了就过去了吧，阿适是个有情义的好姑娘。她的用心我们知道；你的用心她也明白。别折磨自己。”黑古叔目光迷蒙，神情落寞，高大的身躯给人瘦弱的感觉。
多年以后，长大的我终于明白，什么叫“相见不如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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