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材名称趣谈（外两篇）
唐朝诗人王维写过一首怀念家乡的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此诗中所说的茱萸即是具有温肝、降逆、开郁、化滞和镇痛、杀虫功效的川汉类药材吴茱萸。据古籍记载:“俗尚九月九日谓之 上九，茱萸到此日，气烈熟色赤， 可折其房以插头，云僻恶气御冬。”该药产地的一些药农也说:凡是种有吴茱萸的地方，周围数里内连蛇也不敢栖息。因此，此种药材在古代医药文献上，又被称为“辟邪翁”。
许多中药材都有象吴茱萸这样别致的名称。有的根据各种药材的性能效用，分别命予各种寓意深长、妙趣横生的称谓。比如祛痰药远志，因为可以治疗心悸失眠、记忆力减退等症，故得到了一个“醒心杖”的雅号。产于四川、江西、浙江等地的枳实，是一种芸香科枳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的未成熟的小果实，又叫“槌胸霹雳”，是由其具有破气消积痞、化痰利胸膈的功效而得名的。古人在为药材命名时，往往联想奇特，比喻巧妙。如产于广东、安徽等地的镇痛药防己，比喻世上的勇健之士，善于运用可以防敌，所以得名。被当今不少诗人借以抒发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之情的补养药当归，据《本草纲目》上的说法是:“当归调血， 为女人要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其它的如用以清热明目的南广类药材石决明又名“千里光”，滋养缓和药黄精又名“仙人余粮”，祛风湿药五加皮又名“追风使"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盛产于南方诸省山林间的杀虫药百部，则是因为它的根多，百十连属如部伍一般，故得到这个形象的名称。用于利尿、强壮药的茯苓，古人传说它是松之神灵伏结，故原名叫伏灵，俗称茯苓是传写之讹。主产于皖豫一带的牵牛子，据说本品始出现时，田野上有人牵牛谢药，故得名。
从众多的中药材五彩缤纷的称谓上，我们也可以窥见历代劳动人民智意的火花。
【发表于1980年8月10日《南方日报》】
◆中药材与诗歌◆
别以为这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怪题目，请看唐代王维的诗《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诗中的红豆就是专治疥疮顽癣的南广类药材相思子，因其颜色鲜红,形象可爱，古人常把它作为爱情的象征写入诗中。
我国人民运用中药材治病，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最早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有描写劳动人民采摘苯莒(即车前草)、桑椹、木瓜、皂角刺、莠董(即远志)等多种药材的场面。屈原的《九歌》里的《湘君》《山鬼》等诗中也提到了健胃驱虫药槟榔和滋养强壮药菟丝子等药材。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对当时的现实不满，辞官归隐。他在“荷锄躬耕”的田园生活中写下许多诗，就有对多种药用植物的描绘，除了“采菊东篱下”这一人所共知的名句外，还有四首四言诗《荣木》，写
的是主治赤白痢、肠风泻血等症的药材木槿。唐代李贺在他众多的描写名山大川的诗中，也有不少有关药材的描写，如“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一夕绕山秋，香露溘蒙菉”等，诗句中就提到健胃利尿药花椒和清热催生药淡竹叶（即诗中的“菉“）。
更为可贵的是，古人诗中还有直接描写药农生活的作品。白居易写过一首《采地黄者》（地黄是一种应用广泛的补血强心药）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之易喉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卖补药给富人家喂马，而换回马吃剩的“残粟”充饥，这不是一幅活生生的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血泪图么!
在当代新诗中，也不乏描写药材的作品。 郭沫若的《百花齐放》一书中，就有不少诗是写药用植物的，如治无名肿毒的石蒜，治肺结核、慢性气管炎的百合，治伤风、咳嗽的桔梗等等，不下几十种。广东军旅诗人柯原的《当归谣》（见《广东新诗选》）则是借“当归”之名来抒发渴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之情的一首短篇佳作。
【发表于1981年2月1日北京《健康报》】
◆杜甫种药◆
俗话说，“久病成医。”杜甫不是医药学家，但他半生潦倒，经年患病，因而他对中医中药是很感兴趣的。翻开他流传下来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我们可以发现诗中提到的中药材竟有几十种之多。尤其是后期，他的储康状况恶化，风湿病(见《客居》：“卧愁病脚疾，徐步观小园。”）、肺病(见《十二月一日三首》，“肺病几时朝日边”)、糖尿病(见《客堂》，“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折磨得他几乎与药囊形影不离，因面他对中药材更加关注，了解到许多中药材的性味功能，这在他的诗中也有不少反映。如《丈人山》：“扫除自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说明黄精有滋补作用，故白发可扫。又如《栀子》：“于身色有用，与道气伤和。”说明栀子性苦寒，食之伤气，可作消痰解热药，又可作染料。杜甫还知道蒼耳可治风湿，曾派人为他采集蒼耳：“卷耳况疗风，童儿且时摘。侵星驱之去，烂熳任远适。放筐亭午际，洗剥相蒙幂。登床半生熟，下筋还小益”。(《驱竖子摘苍耳》)。此外，他还写过一首《寄韦有夏郎中》的诗: “省郎优病士，书信有柴胡。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表达他对为他送药治病的医生的感激之情。
杜甫还曾自己动手采集药草种植药材。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1年），他弃官携家流寓泰州(甘肃天水县)时写下的《秦州杂诗二十首》诗中，就有关于合家大小采药晒药的描述。这一年的十二月初，他从甘肃赴四川谋生，月底到达成都，在友人的资助下，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辛勤努力，他在成都西门外浣花溪畔一个寺庙附近建成了白茅盖屋的草堂，不仅修有林园，还辟了一个药圈，种植多种中草药。他亲自开渠灌水、修整除草。诗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十分欣赏，宾客来访，便请他们去看他种植的药草(见《宾至》诗:“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
杜甫对药材的关注，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长年患病，需求助于药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少药材本身就是很好的观赏植物，可以美化环境，排遣愁怀，而且药材还可以出卖换粮，以解一时的饥荒。他在《进三大礼赋》表中曾说“卖药都市”；在另一首诗中提到“药物楚老渔商市”，说自己是在鱼市上卖药时与诗人苏渔相识的，可见杜甫确实是曾经到集市上卖过药材的。
【发表于1981年4月15日辽宁《卫生与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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