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上面文章的题目时，是缘于杨宏海在迎接虎年的新春联欢会上，他畅谈“深圳文学的现状与发展”时提到：一，文学在深圳的位置。二。深圳文坛的三足鼎立。三深圳打工文学财经文学和网络文学突破中国文坛天际线。关于杨宏海谈深圳文学的话题我在本篇文章中主要想摘取他对“深圳打工文学”的论述观点。就这个话题我另外于前些时间还写一篇《我们在杨宏海后面——搞举深圳打工文学旗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张胜友在《举起打工文学大旗》一文中，在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对深圳《打工文学周刊》的创办表示极大肯定。2008年7月3日早上，张胜友看过记者带去的周刊样本，仔细地询问了《打工文学》的办刊理念，办刊思路，最先给出的一句评价是“由深圳举起打工文学的大旗当之无愧……你们办起这份打工文学的刊物，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繁荣将会功德无量……”
张胜友还在采访中谈到打工文学是门“朝阳产业。”他说打工文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国际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四化的产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他还说打工文学代表了打工群体的心声，成长，未来，希望和理想。打工文学本身是具备对生活，对时代的感知，书写最鲜活的体验……再回过来结合杨宏海的“打工文学突破说，”无论是深圳见证了打工文学的成长变化，还是打工文学见证了深圳的推动飞跃，打工文学能一路坎坷走到今天，几乎是以整个文化领空的名义宣告了草根写作的文化内涵，已远远超出了打工文学范畴的文学意义。事实上近30年来的打工文学不但把草根草民的文化视觉延伸了它的文学奥义，重要的是由一个民族的文化血液已决定了打工文学血质的基因除了它 的草民视觉还是草民视觉。
所谓打工文学的草民视角也可以说它的前倾姿态提供的无限可能性在草民阶层的精神版图上，不仅把写作文本提升和扩展了“中国变改时代的产物”，主要是“打工文学，这个词在21世纪初以来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打工文学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种被指认的创作行为，而且是一种试图做出指认的批评行为，这种批评属于一个更广大的社会意识过程。”李敬泽在谈到打工文学时还提到“有人怀着指认的冲动去寻找，认识，想象，规划。打工文学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但从一开始它也是一件被认为应该发生，将要发生并被预期着如何发生的事。”——让本人在这里发生或生发出“以整个文化领空的名义”宣告打工文学见证了深圳这座国际化城市的奇迹蜕变，转化深圳学派的学术思想对深圳发展起来的“一夜之城”拥有社会变改风雷的激荡之地。只因是在深圳打响了鸦片战争抗英侵略第一枪——辛亥革命前推翻封建帝制第一枪——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这三个“深圳第一”完全可以将打工文学的文化内涵以深圳的名义对打工文学的指认和命名凸显出一个时代肢解的文化思潮。回到文学本身的生命拷问，应该说打工文学的个体生命是与它的信仰，价值，情感，以及本体性的文学立场，对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诸多层面的彻照和关怀紧密相连。从百年文化传承的角度开拓当代中国文坛的天际线，引发文学主体价值的倾斜，唯有这一大面积的不断“倾斜”，引领打工文学的精神向度所生发自身经历的情感表达，具有不同文学意义上的“朝阳产业”（打工文学）也将时时承受它应该承受的有效洞悉、穿透、让其释放出草根质地的文学香味……
曾有评论家在谈到打工文学时这样说：深圳的打工文学最为耀眼也最刺人心的主题就是疼痛，写文学的人疼痛，看文学的人疼痛，文学里的主人公更是痛上痛。疼痛，是打工文学最深的伤口，有痛苦的表情，有流血的汗水，有残酷的青春，有苦难的生命。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是他们要表达的痛。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是他们要表达的痛。老板的剥削压榨是他们要表达的痛。城市的冷漠、歧视是他们要表达的痛。世道的阴暗、险恶是他们要表达的痛。社会的忽略和抛弃是他们要表达的痛。他们的痛，不是单向度和单层面的，而是在社会的每一根神经上，在人心的每一个细胞里，来自生命的深处，来自灵魂的深处，来自心灵的深处，所以真实，悲切，有强大的灼热感和穿透力。当评论家把我们的疼痛与打工文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时，这将对一个时代心灵存在的发现和指认，在很大程度上释放或重构疼痛带来的流血伤口，回到打工生活的细节上来，在获得一种刀锋对抗的体验之后，在确立发现我们伤口深度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根草或是叫我们草根。它在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它实际是一种“南方文化”。它随具有平民文化的特质，但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一种没有特定规律和标准可循的社会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动态可变的文化现象，它有别于阳春白雪的雅文化或上流文化，但它本身的“草根精神”不能简单地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划等号。是因为它时时彰显的文化现象实际上就是底层、弱势、平民形成的代码符号。而这种代码符号说穿了就是我们获得了一种不屈不挠，不卑不亢，挣扎向上的草根精神，支撑着我们在打工路上努力前行。
打工文学从一开始就是智力派生的产物，在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成就了以王十月、郑小琼、安子、郭建勋等一大批的打工作家，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经过评论家们不断地循环论证，这些出身底层的打工作家实际上，靠他们的作品早已经真正把底层叙事揭示出生存现状的心灵与肉体纠缠不清的悲愤、隐忍，以及草民、草莽、草芥、草根、草味等，都含有社会底层之意。同时，草根显然与大树是相对而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草根更低于草，或是底于底层的“底”，这大概就是“根”的最卑微也最平民的社会性意义所在。这样的文学意义只属于打工作家，打工作家在打工文学中的造就是他们精神上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们从中受到启迪的力量，我们在这里应该为他们喝彩鼓掌，这也是因为有一群关切我们的人高高举起了“打工文学”的大旗。这一生长将近30年的文化产物固然是写给一部分人看的，但当代文学的混乱对它的伤害已不能等闲视之。在去年我同北京作家参加的一次青年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所听到某著名大学教授对打工文学的当下现状评价时，以歪曲实事真相的论调来否定它的特殊地位。打工文学在当下竟还被一些文学批评家们定性为不合适宜。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王十月的草根写作就有特别的说服力。王十月的底层叙事从来就不靠抢占某一题材来获得文学界的关注，更不依赖评论家阐释而存在，他是对底层深入洞察的自身体验在作品中彰显一种草根韧性的文化立场和打工文学的多维向度。打工文学以其自身底层的质朴与草根批判精神的存在已对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激起的文化辐射造就了一个城市文化符号，并不断提高它文化内涵所孕育彰显打工文学的城市，用它平民的草根精神对抗主流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的颠覆，撕开了被绚丽迷梦遮蔽当代文坛浮生喧哗的心灵诉求，必将用我们的命运与百万打工者心血和汗水创造着这座城市的草民大众牵连在一起的深圳，已经形成这个城市文化关爱底层，亲近大众，贴近民生的亲民深圳。表明它可以从文化意义上更广泛的包容或接纳对底层生存现状的揭示。对于打工文学的研究，它本身带有忧患文化视觉的表达，是在社会矛盾激化、分离的关键时刻创造了这一文化产物，从它当下的持续发展来判断打工文学，贾平凹曾指出“打工文学20年内不会消失。”它突破了地理和语言的边界，成为世界文学整体的构成部分。随着市场化社会和打工文学价值观的提升，它文学生命中壮观的传承与流动，将构成一种超越底层的背景源泉，放置在巨大结构的文学场域，那些血淋淋的底层声音，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既要保持独立姿态，抗拒文化霸权，流改变当下处境，谋求永续发展，这才是突破中国文坛天际线的重重之重。也只有如此，处于社会底层的“沉默者”才能集体推向中国文坛的前台,从而体现出打工文学可贵的社会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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