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我在香港女儿家住了不少日子，也与香港的朋友聚会喝酒，但没有吸烟的欲望，即使乘高铁赴港前，我还在站台吸完了最后一支后，又毅然把火机扔进了站台吸烟桶……在家人和他人的眼里，我吸烟至少有些年头了。但在我心里，吸烟从来都不是“刚需”，想的时候，心里很痒，不想的时候，很轻松，也没有精神负担。
戒烟需要理由吗？至少，我没有。40多年前，在矿山参加工作当机修工学徒时，母亲还叮嘱我要随身带一包好烟孝敬师傅，她怕师傅嫌我不懂事，不好好带我，在传授技术时留一手。那年月矿山人都穷，很少有人从商店买香烟，大都用特制的铁烟盒装烟丝，用口水卷成喇叭筒吸。按照母亲的叮嘱，头天我买了一包“茶花牌”香烟，第二天向每个师傅敬了一支“茶花”，点上火，最后自己也来一支，把剩余的烟装进自己的工作服里。第二天在家里了换洗工作服时，把“茶花”留在了自己看书睡觉的房间，习惯性地两手空空上班。师傅们也不当回事，工作间隙还把烟丝盒替给我，教我卷着吸，嘴里还说：歇会，吸口烟。
当年，从矿山技校分来一个矿山子弟，姓熊，也吸烟。他告诉我，吸烟可以赚到很多休息时间。我觉得有道理。几天后，师傅们休息再卷烟丝吸烟时，我也不拒绝了，接过师傅的烟丝学着卷成喇叭筒，用口水固定放进嘴里一口一口吸。带我的梁师傅说：又一棵烟树种活了。梁师傅的话，我没当回事，只要师傅们说休息，我就接过任何人递过的烟丝卷喇叭筒，偶尔也买一包“茶花”派给师傅，或问父亲要点烟丝，放进小塑料袋随身带着。在我眼里，吸烟就是熊哥们说的“休息”，不是民间流传办事要“烟搭桥，酒开路”，完全是一起侃大山，聊一些隔壁老王的事。
上小学时，在韶关曲仁云顶煤矿，曾在矿商店见过把“中华”一支支香烟拆包分支买，每支三分钱，感觉很贵，是大人的权力。家里有父亲从商店买的“丰收牌”香烟，用来待客，不是那种带锡纸包装的，是二、三角钱的普通货，他自己吸喇叭筒。我调皮地曾偷过父亲的“丰收”，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一口气吸下去，就是头晕。
1976年，我早已随父亲工作调动，成了红尾坑煤矿子弟的初中生。新学期开学时，班里来了一位从曲仁格顶煤矿来的男同学，腿脚不利索，同学间传开的是他偷偷吸烟的事，因为他父亲是学校的领导，大伙也就没往心里去，但学校的风气很快就转了向，同学把老矿学生吸烟谈恋爱的风气吹遍了我们学校，小孩吸烟，不再是大人的权力，但还是没有影响到班里的男同学。后来，我穿上工作服当学徒，挑灯夜读伏案学习写作，也始终对吸烟无特别的爱！唯一的是，他凭一己之力，硬是把学生恋爱风波，从学校到全矿区搞得鸡飞狗跳，让同学和家长们大为敏感！
把吸烟当回事，是1986年谋划从矿山跳入韶关市区时，香烟成了与人沟通的桥梁，但仍不是自己的刚需，不同是周围的人都在吸，自己也随身携带与人来往，不能丢了自己坐办公室身份的价。后来成了媒体人，吸烟依旧是维持与人交流的需要，而不是依赖！只不过，人在江湖，不缺“小快活”而已。
吸烟被警告，是2007年春节公派入岛驻点采访时，同行的总社陈主任是“老枪”，而我又没把吸烟当回事。他说，岛上很多地方“禁烟”，不见天的地方不能吸。我这才知道，吸烟又不能随心所欲。再后来，外派国外常驻，发现不方便吸烟的地方太多，连洗手间都有“禁烟”的标志。人在国外，更不敢造次。只能在自己的办公室，或新老华人成堆的人群吸。朋友知道，我对吸细小烟不感兴趣，朋友就两、三支一起给我上，称，够劲。给别人的印象我就是“老枪”！其实，我只是把吸烟当无聊，又必须要无聊。但唯一太无聊，是在国外疫情隔离期，把吸烟当作发泄，达到手不离香烟的疯狂地步，哪怕感冒喉咙痛也无妨，大有完成任务似的，餐桌上喝酒也不忘吸烟。
母亲在世时，劝说吸烟不好。2004年，我病了一场，喉咙痛的不行，咽口水都受不了，想一戒到底。可哥们相聚时，对方递烟时，我摆摆手。对方调侃道，发现你抽一口，就罚100元。于是，立马上来几个人，动手抱住我的头，有人掐住我鼻子，再把香烟点着，塞进我嘴里，只有吸一口，要我掏100元，没办法，又玩上了……
吸烟到底危害多大，众说纷纭，我的认知仍停留在个人的好恶，不会上纲上线，国家也没明令禁止。自己也选择细小烟支来解闷，可以不停地吸，也可不吸，不是刚需。细想，从创作文艺作品，到职业媒体人，舞文弄墨一生，自己又有哪篇文章是香烟熏出来的？
人是感情动物，更是自律动物，约束行为，认真起来，不存在难与不难，再难也不难。相识的“老枪”中，再见时与烟无缘了，即使身上带着烟，也无自乐的欲望，有的身上干脆无火无烟，也接他人递上的烟，那又如何？
理性的做法是提倡尊重个人，又关注他人，戒或不戒，凡事都别过度解读，除了强化法治环境，又照顾民俗习惯，循序渐进，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2026年1月1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