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最为草根的草民视觉《天堂凹》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借用伟人的话说，“底层只有底层，才是中国打工作家们创造自己历史的特殊空间。”（发星）说起“底层”这个话题，自从杨宏海把“打工文学”这个特殊时代所孕育的文化标签，正式在深圳“落户”以后，这种底层写作的草根视觉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家们写她，老百姓读她，批评家评她，一种趋热的文学现象，由昔日半遮半掩的羞羞答答，转瞬间已汇集成汹涌澎湃的文学新浪潮。这种卑微的草根意识似乎和许多低贱之物有着深切的共性，如草民、草莽、草芥、草根、草味等，都含有社会底层之意。同时，草根显然与大树是相对而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草根更低于草，或是底于底层的“底”，这大概就是“根”的最卑微也最平民的社会性意义所在。偏偏就是这种社会的“根性”与它的平民视觉早在2005年已堂堂正正走入中国主流媒体。
200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在综合新闻以半个版的篇幅刊发了对杨宏海专访的重头文章，以题《“打工文学”文明转换的一串脚印》：杨宏海回顾了伴随改革开放所兴起的打工文学20多年的历史，并建议文学界和有关部门从身份认同，园地建设，写作培训和平奖鼓励等去扶持打工文学。2005年4月21日《文艺报》在头版头条刊发本报记者对杨宏海的专访《关注打工文学是批评家的职责》的长篇访谈。杨宏海从对打工文学建构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等看法谈起，他特别呼吁主流文坛和有关方面将对打工文学纳入视野，关注和重视这一群落的健康壮大。这一时期杨宏海的访谈文章还被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中华读书网等国内知名的网站纷纷转载。从一个侧面充分地说明我们对“打工文学”关注的趋热已进入全国文学评论的主流媒体。
这些年来，本人看好有代表性底层写作的作品有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王十月的《国家订单》《无碑》、孙惠芬的《歇马山庄》、贾平凹的《高兴》、周崇贤的《盲流部落》《欲望时代》、安子的《青春驿站》、付关军的《鹏城往事》和郭建勋的《天堂凹》……看这类作品，草根们的身影总是立立在目，他们常常穿梭在城市的边缘、乡村的路上、夜晚的车站、工地的脚手架上，或是在街市昏暗的大排档正一个人喝着苦酒，独自品偿着都市夜色的繁华迷离……“一切衔接城乡倾洒汗水的地方，一切承担痛楚、思念、劳累、危险、孤独、忧伤、悲愤、隐忍的地方，一切改变着生活又为生活所改变的地方。他们的心灵和肉体在城乡的夹缝里横遭摧折，他们向往城市与文明而遭遇的多是剥削与欺凌，他们奔波劳顿在异乡却说不清是否比家里苦撑的妇孺老人更痛苦，他们付出了血汗与生命的代价却往往换不回人的尊严……”（何俊杰）当我看完郭建勋的《天堂凹》就有想哭也哭不出来，想笑也笑出来，心里堵得特别难受，这种难受的滋味换一种说法就是：作家把我们底层的“底”写出了心灵与肉体纠缠不清的悲愤、隐忍，把一群农民工粗砺与鄙俗的原生态展示在深圳的“天堂”里，可能更多的就是心灵上的痛楚，隐隐地滴着血……而这种血迹染透天堂的背后，是打工文学或草根视觉刀光血影的尖利，一下子戳破了卑微的根性所“祭出的是一面顽强讨生活的旗帜，即使有理想，也不是那么远大，即使有情操，也不是那么高尚，即使有体面，也不是那么端庄，总之是真实得一塌糊涂。”
郭海鸿在评价《天堂凹》中说它是“真实得一塌糊涂。”而他的视点是针对农民工理想的不远大，情操的不高尚，以及体面不那么端庄的质地上来论述作品的审美功效。可谓入木三分，再没有比之这个准确的说法更形象逼真。我在这里想通过几个细节来阐述我的看法，《天堂凹》小说以农民工在深圳打工的生活为背景，把他们向望的天堂深圳，带着美好梦想的寄托与经历的痛苦和欢乐，凸现出农民工在这方热土苦苦挣扎的缩命投影。农村青年德宝被“卖猪崽”扔在了深圳，就像鸟嘴里偶然掉下来的一粒种子，他与小四川、福林、李元庆、黎仔、小金、雪梅、春妹、卷毛等农民在这里生根、破土、发芽，铺天盖地地成长。他们在求生、求活、求富的强烈意愿下，用汗水血泪与命运拼搏，以狡黠顽强与不平抗争的精神展现了新时期的农民工在社会底层的经历，演绎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的天堂下，把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深圳（天堂），写出了一种用命运抗争的草根经验，来理解一种抗争的韧性存在，这可能是最为草根的草民视觉。可它不反对上层，它只对下层或底层所捕捉的孤独、忧伤、悲愤、隐忍来秉承一种穿透性的同情。倾全草根所有的卑微底线，进而把一个作家的使命对应人类精神的思想穿透力，作出特异写作的勇气。如果不敢在第一时间作出判断，不敢在审美上冒险，也不能在新的艺术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发现它，并对它进行艺术创作上恰当的定位，那它的价值就不是写“天堂”的价值，反之也可以写出地狱的深圳，那是后话。其实，无论我们说她是天堂的深圳，还是地狱的深圳，重要的是把深圳写出“从乡村来到城市，面对文化的碰撞和市场经济的挤迫，痛感走出了乡村，却走不进城市。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他们渴望通过我手写我心，发出心灵的呼唤。”
按杨宏海的话说打工文学就是“我手写我心，”把走出乡村却走不进城市的心灵呼唤，在挣扎的困境中确立草根视觉的文学价值，相信这样的写作价值对人类复杂性的认知，会通过文学家的艺术创作来表达人类最后的根性良知。当然，这种“根”只能是草根的根，是我们生活中最不能说破，也最离不开的命中之根。迄今为止，我国农民工进城将近三亿人口，对于这么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我们的评论界有多少人了解？又有多少人来为他们鼓与呼？打工者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特殊性贡献，但他们情感倾诉的空间至今还是没能被一些官方媒体所接纳。甚至一部分打工作家或是打工诗人不愿把他们前面的身份界定为“打工”，这只能说是当下社会的悲哀，也是我们底层弱势群体的悲哀。现在回到《天堂凹》的话题上，我惊异于作家在细节上的功夫得益于他生活的厚积薄发。郭建勋的小说细节一般在文本的主题意识上，凸现出草根性的伸缩张力，这一方面表现在语言，修辞，结构等技巧艺术层面上的处理。另一方面包含作家所特有看事物的心态，方法和角度，它对小说家深入到生存竞争的环境中，来把握笔下人物的命运更有视觉冲击力。而这一视觉冲击力是那种看了一次，就突然铭刻在你的记忆中或血液中的感官反映。例如德宝和春妹很长时间没过夫妻生活，他们选择去公园做那事，怎么也想不到这云雨之乐的灵肉愉悦，却被治安员抓了个正中。他们在交罚款时，春妹拿出一百元，说几句好话就可以应付过去了，谁想到德宝又突然从袜子底下，掏出一张百元大钞送上去。可想而知那种欲哭无泪，又于心不忍的酸楚与窝火，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这都是因为“露天洞房去不成了之后，德宝和春妹就开始打游击了，真正地打一炮换一个地方。但成功率很低，人太多了，他们能想到的地方别人都想到了，太偏了的地方又不敢去。为了做一次，他们得走遍整个天堂凹，甚至走遍了整个天堂凹还没做成。”想爱自己的女人，这种爱与亲热的代价是多么残酷又多么窝囊透顶……
治安员走后，春妹狠狠甩了德宝两耳光，春妹这一大耳光直把德宝也“甩”傻了——咋能不傻？放在谁头上也会突然失去分寸。这一突然或必然，只是缘于被罚去的二百元血汗钱啊……不为私处露羞耻，也不管尊严不尊严。只为突然被罚去的钱。农民工在金钱面前还要什么尊严？他们在这种连哭都哭不出来的窝火与无奈中，还能有什么选择？一个人连钱都没有还谈什么尊严？这让人滴血的心痛是何等具有打击意味。它的打击，不但击垮了我们做人最后的羞耻，重要是太刺伤我们的自尊心了。换一个说法当时那种农民工的尴尬处境，都因“暂住证”这个南方特有的新生名词，直把你“暂住”到野地里或阴暗角落，偷偷摸摸地爱着或痛着灵与肉的苦苦煎熬，熬一锅苦渗渗的打工清汤，强迫着自己喝下，再难喝也要把它喝下去，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还要挺而走险。还好，当有一个叫孙志刚的大学生的死才换回了我们“暂住”的好转。这就是深圳的“天堂”或天堂凹的深圳，让人哭也不好哭，笑也不好笑。
作家把人性扭曲的卑微，写出了这一底层群体七情六欲长时间压抑的无奈无依，又无靠的讽刺意味。其实明眼的读者会看出作家在第一章写“小四川”时已把德宝的悲剧意味埋下了伏笔。请看—— 德宝给福林打电话，好一会儿，福林才跑过来接了，福林说：“喂喂喂，你是哪个？”德宝说：“喂喂喂，我是我。”“我你妈那个B，你是哪个？”“德宝。” 福林笑了：“德塌鼻，你在哪里？”德宝问小卖部的女老板：“这是哪里？”女老板说：“天堂凹。” 德宝没听清楚，急急地说： “天堂。”福林骂道：“天堂你妈那个B，我还在地狱……”
《天堂凹》难怪很快拍成了电影，摘录这个对话的细节，是把深圳一个地域的名字交待出来，并在这交待中呈现出电影画面的立体感，给德宝和福林两个有个性的农民工，刻画出一种粗砺粗放的可爱形象，同时这可爱中掺杂了让人讨厌的地方——就是他们动口带脏字的不雅行为，活灵活现把福林的误听电话说成是“我还在地狱……”本身就加深了小说主体伸缩性的审美概念。作家在这种伸缩性的准确把握时，渐渐把故事情节推向纵深。
天色黑了，但没半点夜的意思，一处接一处的工地上亮起白灿灿的光，轰隆隆的机器声震得人耳朵发聋，坑坑洼洼的马路上车来车往，扬起浊重的灰尘。不时有背着山那么沉的包的人，急匆匆地走过；也有些闲逛的人，男的，清一色的装扮：拖鞋、短裤、赤膊、叼支烟，肩膀上搭件汗衫……回想本人刚来深圳时的印象，给这种作家笔下描写的深圳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那时的深圳工厂少，人也少。到处都是“轰隆隆的机器声震得人耳朵发聋，”有一种找不着北的感觉，让人心里总是吊着，或是悬在半空，一颗漂泊的心总是无法踏实。踏实不了的心就常常失眠，或常常睡不着觉。小四川就拉着德宝去李胖子那里买烟抽，他们说去买烟，还不如说是以买烟的晃子去偷看靓妹。最后还落个德宝埋怨说：“看不清楚。”这时——天堂酒店已经盖到10层了，在天堂凹算是最高的了，今晚又有一轮下弦月，远远近近尽收眼底：天堂凹就像个脚盆，四周一圈峰影是脚盆的边沿，把天堂凹围在中间，到处明灭着鱼眼一样的灯光。习习的风吹着。夜色很美。小四川和德宝都让眼前的夜色迷住了，好一阵子，两人都不说话，痴痴地看过来、看过去……他们谈最多的话题是想自己的亲人，除了想亲人之外便是谈亮妹。正如小四川趁机会向德宝汇报战绩说——
“今天她对我笑了两次，她的牙齿好白。”“今天她拿烟给我的时候，我摸了一下她的手，好软好软哦，像棉花。”“今天她叫我帮她提了一桶水，给了两个果冻给我吃。”“今天我看见她胳肢窝里的毛了，好黑呀。”“今天我在袖子口里看见了她的一点奶子……”这原汁原味的描述把天堂凹很美的夜色，和很美的靓妹联系在一起时，天堂凹夜色的迷离闪烁很快引出了以老实巴交脚踏实地，与人为善的老好人德宝和思想前卫追求时尚，成天做着去巴黎梦的金红,出车祸死亡的雪梅,偷奸狡滑的万福林,还有视钱贵如命,为钱把女当交易的小老板为主，展开了一场激烈生命与漂泊的抗衡，当他们生命被置于文明的对立时，生命被简单地诠释为欲望、野蛮、危险、孤独、叹息、惆怅、忧伤、麻木、耻辱、悲愤、隐忍，这一阶段的生命主题并不是纯粹的欲望本能，只是为叛逆式社会历史的草根行为寻求一种合理阐释的方式。
《天堂凹》一改生命与文明的对立或对抗，在文明的背景下探寻情与爱，生与死的沉重主题。尽管这种沉重的草民视觉，更能表现打工群体动感的根性所在，但作家笔下的草根烙印并不让“天堂”来承载，而只是虚化这个深圳的“天堂”是在“深圳母土性”与草根的诗性之间，在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之间，使打工作家纠葛诸多的矛盾、焦虑和困惑的某种程度上，把这一时代经验中的痛点和敏感点拉向了生命与文明衔接的诗性彰显。郭建勋一直生活在丰沛多变的岭南文化熏染下，相对而言，他的草根视觉显然与当代乡村的农民不同。而作家笔下的这些农民工是在生与死的转换中，把生命升华的血缘以及生命意志的人性伦理，在市场经济魔爪的摆布下，变得越来越浑浊，也越来越裸露出浑浊的善恶不分，裸露的是原来最隐蔽的最后遮羞，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看上去我们周遭的事情和人物复杂的人性恶习，而背后的动机似乎都可以归结到欲望与利益的层面上。从此决定了小说家把这一社会复杂性和残酷性的揭露，使人性之恶的劣根性在《天堂凹》中，凸现出艰难处境挣扎中重重雾霾下露出一丝光亮，显得那么的微弱，又是那么赤裸裸地蔓延出打工者苦苦挣扎和顽强生存的精神状态。
德宝和小四川把黎叔作了伪装，把脸遮了，又倒了些酒在他身上，看上去就像个喝得一塌糊涂的醉鬼。天刚黑，他们就背着黎叔上路了，赶在晚上走，人家看不清楚。黎叔有点胖，而且，身体硬了，很不好背，一路上，两人不停地换着背。刚开始，两人都有点怕，但背着背着就不怕了。快到虎岗的时候，两个治安拦住了他们。那时，德宝正背着黎叔，治安拿手电筒照着德宝的脸，德宝吓坏了，手一滑，差点把黎叔给滑了下来。幸喜那治安被黎叔身上的酒味给吓退了，问了几句就放他们走了。小四川埋怨德宝说：“就你毛毛躁躁的！差点露了馅了。放心吧，别那么紧张，一点事也没有的。”作家在写到“背尸”这一情节时，显然又是一个很能打动人的故事。小四川说：“黎叔带我出来，我还要带黎叔回去。”看似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它需要自身多么大的勇气，何况是“背”一个死人，先不说上车下车的麻烦琐碎，他们想得更多的是让治安队查住了可咋办？——真是不敢往下想，就是这不敢往下想的事让德宝和小四川硬是豁出去了，“幸喜那治安被黎叔身上的酒味给吓退了，问了几句就放他们走了。”
评论家谢有顺说：现在作家的灵魂视野存在着很大的残缺。而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温润之心，慢慢的，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而我认为，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的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这在评论家的视野里认为好小说就是要写出“人世间的天道”，而这种道就是那种值得珍重的“希望和梦想。”那么，天堂凹中一群农民工的希望和梦想就是想看看深圳和大海：雪梅痴痴地看着远方，德宝问：“你在看什么？”“我在看山。山那边是哪里？”“深圳，小四川说的。他去过，说深圳才热闹呢，一溜的高房子，还有海，眼睛看痛了都看不到边。”“德宝，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深圳吧。说是来深圳了，其实根本就不是，就个天堂凹，这么点儿大。还有，我还想去看看海……”
他们的理想看起来是不高大，他们的情操也不高尚，可他们能把一个乡里乡亲的死人背回老家，一路胆颤心惊，甚至挨饥挨饿，看别人的冷脸。他们这样的草民行为，应该就是评论家所说的那些珍重的人世情怀。他们把梦想、苦难、宽容、正义、善良演绎出历史对未来，甚至对生命宿命的思索。“影影绰绰的烛光里，雪梅的骨灰盒搁在桌子上，红布扎着，艳艳的如一朵开着的花。德宝、福林、小四川围坐在李元庆的边上，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悲伤，尤其是德宝，像刚从监牢里逃出来的，乱蓬蓬的头发，脸颊上、下巴上胡子拉碴，原来脸上有了点肉的，现在，像刀削去了，耸着两个高高的颧骨。李元庆久久地盯着雪梅的骨灰盒，那个粗大的喉结来往滚动着，发着狗啃骨头一样的声音。他的泪已经流干了，他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他心里的痛……”
我们的天地色彩斑斓、五味杂陈，以及在城市繁荣急速发展中，也有被人忽视的灯下黑，也有令人难堪的灰色地带，所幸的是，郭建勋并没有着力去渲染打工一族的苦痛、沉沦和怨恨，他极力在汗水淋淋的辛劳中挖掘善良、在一片阴冷中寻觅暖意、在失意迷茫中呼唤挣扎奋起的力量——这是我在网上看到对《天堂凹》的评论。郭建勋小说的主体意向并不十分强烈，立场、态度和生活的方向也不十分明晰，可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微妙地转向，那都是故事和人物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使他的小说总有一种青春的活力，有一种自然纯朴积极的生活格调。或者说郭建勋的小说有一种主体性的意味，是把一种“痛”的力量，我们的主角在“他的泪已经流干”的环境下，他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死者的牵念，更多的是无奈，悲凉和泪水。要摆脱卑微的处境，就只有乞求于金钱或权力之上。作家在写出这些人物的时候，可以看出他并不显示出十足的把握去写这些草民百姓，而是带着探究的使命感，带着漫不经心的寻觅，使《天堂凹》的叙述视角有一种象是集体代言的强大语境下，他们以个性表达逆反的热诚和创造的渴望，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到敬仰。在不断的摸索和调整中，写作的成长经验和转换能力越来越显得重要，它必将带来对草根写作的质疑或蜕变的审美颠覆。除此，我们对打工文学经典的解读，尤其是作家情怀与作品品质的解读，让我们已充分看到这类草民、草莽、草芥、草根、草味等底层的“底”，已经成为中国优秀作家所倾心关注的对象，经由阅历的成熟，他们意欲直面“草根”的根性意识，把描写这些卑微人物的微妙心理，在既不持批判态度，也不失些许的同情质地上，这就有别于其它不同的写作，进而看清自身所处时代断裂的破碎。于是，草根写作的打工文学在相对包容中尊重、体恤，甚至化入底层的底时，她的文学路径将从深圳开始，也将从深圳真正能进入我们最后的“天堂。”
天彩街的人真多，赶集一样的。每个发廊里全是女孩子，一律穿短短的裙、低低的衣，白晃晃的一片。路边上也站着一些，拉扯着过路的人：“老板，洗个头啦，很爽很爽的……”天堂凹最热闹的地方就属于天彩街了，天彩街热闹的中心当属于那些性感招摇的发廊妹。作家在写出这些广东特有的“风景”时，它给我们内心带来的差不多就是批判人性丑恶的灰色地带。从这些闪烁着火花片段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地段”热闹的背后，更多的折射出伦理秩序的撕裂和人文价值的颓废，这些打工妹在求生的本能中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但她们生存的代价确是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失衡性展现。这一失衡现象还表现在——露天洞房也去不成了，那里出了桩大事。有天晚上，一对夫妻去露天洞房，刚入港，四个蒙了脸的男的钻出来了，每个人手里摇着把明晃晃的刀。那天正好发工资，那四个家伙本来只要钱的，已经洗劫了6对夫妻，全绑了扔在草丛里，但偏偏那对夫妻身上只带了6块钱买夜宵吃的，气不过，就当着那丈夫的面把那妻子给轮奸了。那丈夫受不住，刀架在脖子上还拼命地挣扎。那些家伙火了，把他全身戳了个筛子眼，人死了。那妻子也疯了。事情发生后，派出所来调查了好一段时间，但最后也没什么结果。原来厂里也发过通知的，规劝员工晚上不要去那块空地，大家当了耳边风。现在，出了这事，比什么通知都管用了。而且，后来还有人传，说那被戳死了的丈夫冤魂不散，一到晚上就在草丛里蹿，一声长一声短地哀叫。这样一来，就算胆子比斗大的人也不敢去了。
这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天堂凹，”天堂里的村民们一般情况下，只能远远看几眼发廓妹性感肥肥的乳房，来个大饱眼福罢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去露天洞房亲热，发泄一下欲望难奈的肉体愉悦。可是就是这个廉价的露天洞房也突然出现了人命，自己的女人白送给人家轮奸，男人受不了这窝囊气，“刀架在脖子上还拼命地挣扎”结果他全身让人戳成了筛子眼，全身上下已完全成了一个血淋淋的人……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天堂凹这块神圣的土地，而这种神圣是与农民工的滴滴鲜血相渗透。
天堂凹沉重的叙述视角在浸透悲凉与凄苦中，它的审美功效都是小人物在苦苦为生存挣扎的宰制下，因英雄行为的沉重付出，从而凸现出他们精神解脱的悲壮意味。虽然有点讽刺的戏剧性，可是在这种“戏剧”剧场中上演的农民工真是太艰难，也太血性。他们血性的品质最后决定他们的宿命，只能在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苦苦挣扎中，我向他们深深的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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