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勋又出的一本新书为随笔、小品之类，书名叫《梅花盐》。作者在写这篇“梅花盐”的文章时，不但自己搞不清什么是“梅花盐？”在我看了这本书名之后，也是傻眼了。只觉得这个新出的“词”给人一头雾水。作者写到“梅花盐”的背景交待时说：一个老中医世家上个月寄来一服壮阳补阴的中成药。老戴告诉我的吃法，说是临睡前以温开水吞服。并强调说：“最好水里面加点梅花盐。”——我不懂梅花盐是什么，老戴解释说，就是放少少一点盐的意思。
原来写《天堂凹》的这位作家——郭建勋，一下子突然明白了雅到极致或俗到极致时，就是一种活生生的地域文化。他说：“至少在我的知识构架里，我还没有找到另一个词跟梅花盐相比媲的。”
郭建勋这本《梅花盐》是以赖为杰主编的“福永文丛”第一辑中的一本。另外还有喻敏的《亲子签定》。路从的《路从别样天》。瞿明光的《我不是情种》。黎月嫦的《农家》。刘永波的《刘永波文化论文集》。黄世英的《学会从容》，以及唐诗的《两情相持》。据说福永文丛的第二辑八本又正在印刷中，近期会陆续出版发行。我特别为“福永文丛”这套书感到欣喜，能在这场文化盛宴中先一睹为快来品偿，来乱说“深圳作家的雅与俗。”
在这里来谈雅与俗的话题，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比比皆是。雅与俗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它也是中国文化艺术中矛盾体的特殊产物。我们通常讲的阳春白雪类的高雅或大雅，都是指上层社会所崇尚并占据艺坛主导地位的文化现象，所谓这种“雅俗文化”，一般是指市井小民所喜爱的草根视觉，它在社会生活中，雅与俗的文化审美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很多共性，因为雅与俗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文化品味的接受群体也是如此，并非截然能分清或是划清界线的东西。如“梅花盐”一书中的开篇《“过早”与“麻木”》是写作者相当年服兵役，在武汉吃早餐的故事。当地人把这种“吃”叫“过早。”——“过早”二字要用汉腔念才有意思，“过”字轻轻带过，重点放在“早”字上，脆而长，拖点儿韵。清早两人碰面，一人问：“过早了没得？”答：“才过。”刚开始我不懂这是什么暗号，问班长班长骂，个板马，就是问吃早餐没有。以“早”字指代“早餐”言简意赅。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过早”这个词深得“吃文化”之精粹。后来来南方发现“宵夜”二字才可以与之媲美……
作家从吃文化的武汉“过早”，引出，来南方之后的吃“宵夜”，从我们“吃”的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北风味的差异与不同。并在这种差异中写出了现代人生活心态的缩影。在简单中找出“吃”的雅趣，或是换一种说法，在把玩嘴巴余味的享受时，也把玩出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开掘式的灵魂拷问，但就是在这拷问中却常常洋溢着普通人的情感浪花。而这浪花的精采部分就是——重点放在“早”字上，脆而长，拖点儿韵。郭建勋把一种吃文化的现象，用很精确的“脆而长”来装饰早餐的“早，”虽难免有粗俗的玩味，但也因此凸显了它不可替代的高雅价值。从很大意义上说，“雅”总是代表着深沉的内涵，而作家的这一深沉还表现在他对写作《天堂凹》的之外话题上。
在《梅花盐》收入的最后一篇是“天堂凹后记。”作家谈到了在写天堂凹小说时，是以近乎白描、近乎摄影、近乎流水式记录的方式去讲述农民工粗粝、鄙俗的生活原生态。作家还写到，长期以来正是这种所谓“打工文学”的粗粝、鄙俗被拒绝在主流媒体之外……天堂凹并非旨在揭露与控诉，它只想告诉读者，深圳有另一种活着，有另一种洋溢着生命之美却似乎是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活着。深圳是天堂，我们生活在天堂的缺口上……
我本人在写“天堂凹”评论时，把农民工内心那种欲哭无泪，想哭哭不出来，想笑也笑不出的揪心或是内心隐隐滴血的痛，还有他们的无奈与隐韧，还有他们苦苦挣扎的背影……一切承担痛楚、思念、劳累、危险、孤独、忧伤、悲愤、隐忍的地方，一切改变着生活又为生活所改变的地方。他们的心灵和肉体在城乡的夹缝里横遭摧折。……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天堂凹这块神圣的土地，而这种神圣是与农民工的滴滴鲜血相渗透。从美学意义上来说“天堂凹”的雅与俗，它雅的部分是表现在这种草根视觉内涵的博大崇高，深刻境界中的高贵坚韧，形式语言的精确凝炼，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追求和达到雅与俗境界的完美渗透。这是代表一个时代（打工文学）主流文化成就的标志。相对它的“俗”来说，主要代表着文学艺术价值的世俗化取向，展现农民工粗俗的骂架或是俗不可笑的讲述那些黄色段子的黑色幽默，即：那些坏笑背后的喻指上，把文学艺术雅俗对立的渗透，或淋漓尽致地把农民工精神家园的一片荒芜，在金钱至上社会日益膨胀的今天，深圳“天堂”的凹陷（或叫天堂的缺口）承担了一种时代精神，一种悲壮情怀，一个时代的责任、道义和良知。从当下打工文学的趋热来看，目前是一个文学的沉潜期，很多优秀的作家正慢慢浮出水面。在多元并生泥沙俱下的今天，社会在努力而艰难地做出一种选择，淘汰伪文学坚守俗文学。当今社会浮躁众声喧哗，作家们面对转型的社会，慢慢在寻找自己适合写作的题材，将自己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思考人类自身卑微的东西。文学正从“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从雅文化渐渐转向俗文化。正如《天堂凹》的粗俗，无论是它的粗放，还是它的俗微,作家从一个客观的白描中写出了底层弱势群体人性的坚韧与强大。
郭建勋在他的《见证“裂变”》中写到：郭培源的《渔村裂变》则是不多的将笔触伸向深圳原住民的作品之一，小说以深圳福星村为背景，以一帮本土乡民从“逃港”到“返乡”的故事，以近乎纪实的手法复活了上世纪80年代深圳原住民的生活状态和命运轨迹，折射出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裂变，思想观念的裂变，社会环境的裂变以及人性的裂变，都有补缺之功。算是为深圳土生土长的居民树碑立传之作。郭培源正是深圳从“裂变”到融合，在深圳福永一干20多年宣传工作，眼睁睁地见证了福永这个边陲小渔村变成海陆空文化枢纽，濡染着当地渔民从“逃港潮”到“返乡潮”的变迁。更兼郭氏有考据之爱，政务之余，于浩烟文史中打捞沉沙折戟，梳理福永的文化经脉。据本人所知，郭培源（现在沙井街道办）多年来一直为深圳地方文化鼓与呼。他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对社区文化情有独钟，早在福永街道当宣传部长时，他就将街道的群众文化搞得红红火火，福永万福广场、福永杂技团更是在全国叫响了名声。作家在点评周爱华的《深圳婚事》时，也是用极少的语言点画了“深圳婚事的本”：是特殊的城市话题，在深圳人看来是云淡风轻的事，在深圳之外的人看也许波澜万丈了。这也许就是《深圳婚事》的意义所在……
郭建勋写书评的文章在全书中占的比例不多，还有点评石泰康的《宝安往事》，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在雅与俗中折射出作家最富有哲学意蕴的一部分，看似平淡的语调后面所掩盖真实的内心世界，前提是你已经被深深地感动过，虽然，爱情是永远被歌颂的主题，可总有一些作品写得那样赤裸裸地透骨。完全可以说写都市爱情的这类小说是与从社会到经济到文化的“市场化”“娱乐化”等大背景有关。应该说这种新的社会现实，不仅超出了原有预想的雅与俗，而且大大超出了我们已有的经验蓝本，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存在。因此，全面而客观地认清变化了的并且还在变化中的俗文化现象，首先要置身于其中的理论推动。因为也只有这些文学理论的推动宣传，才能真正谈得上更好地把握现状，或是更好地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文化深圳。因为社会生活的疾速发展和文化环境的剧烈变异，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日益由外部深入到内部，这使得文坛不可能不相应地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才突然使我惊醒到“我只是一个流浪的人，一个远离故乡在异地求生的外乡人，虽然这里有我亲人和朋友的身影，但这里没有我的家。或许之前一度淡漠这种异乡之感，而现在，在这轮熔金般的落日里，我已经确确实实地感到这一点。我的家在那个千重山万重水的一个小小山村里，那里才是我的家，才是我的根。”以上是摘自《一篓夕阳诗一篓》中作家引述的一段话。然后，作家笔锋一转说：我的得意只是敝帚自珍，不过是剥了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并无新意。因为作家平生的第一首诗就是写“夕阳”的，其中有“一轮红日渐西沉”与他后来写上面的那段《他乡落日》都是缘于同一个主题: “夕阳”,有点象当红的窑姐儿,谁都要跟她来一腿,排不上队的心里也想着.翻开中国古籍,几乎每一页都有一个“夕阳”,何止一篓?所以,再在这里写“夕阳”我都有点脸红,红得正象“夕阳”,是空气污染峦严重的那一种,灰仆仆的红……
作家通过平生写的第一首“夕阳”诗，联想到“他乡落日”——那里才是我的家，才有我的根。把雅俗共赏的乡情和乡愁与在异乡看到的“夕阳”，我都有点脸红,红得正象“夕阳。”从大俗自然转化为大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雅中有俗，俗中有雅。显然，文学的雅俗是有其艺术规律的，这规律中透出一分极致，或雅到极致或俗到极致时，就是一种活生生的地域文化。郭建勋写深圳的地域文化“梅花盐”，正是在这种极致把玩的心态中，玩出了一个不是文学时代苍白无力的文化标记，她只是那种“空气污染峦严重的灰仆仆的红……”但愿作家这种灰仆仆的红，在深圳红透我们天堂的一个缺口，那怕她只是一个小小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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