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当波澜壮阔的打工潮强行进入我们的视野时，以“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珠三角，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中，他们勤劳智慧和坚韧不拨的毅力，默默无闻地支撑着东南沿海经济腾飞的崛起。如果我们把最早的打工文学看作是一种中国当代文学的母土性文化现象，那么，这种母土性文化是缘于打工人自身渲泄的“心灵呼唤。”打工女作家吴海珠曾说：“对打工生活的磨炼与对打工文学的爱好，使我产生了写小说的强烈冲动。我觉得打工人写打工文学是一种心灵的呼唤。当你有了创作冲动时，特别是晚上反来覆去睡不着，有一种把内心的感受急于变成文字，向读者倾诉的迫切**。”1993年4月号《诗歌报》月刊曾刊发，来自深圳一个打工文学团体的手抄报，并选发了他们的打工宣言：“我们刚刚结束给老板加班/现在我们为自己的命运加班。”后来这个宝安石岩镇的“加班文学社，”把最初打工一族渴望内心倾诉的诗歌在全国引起了不小轰动。《打工诗人》报，《大鹏湾》《打工族》等都予以刊出过。
关于最初打工文学的提法，是缘于杨宏海把这个概念性的标志产物第一次写进了当代文学史。20多年来打工文学已形成一个系统的原生态文化现象，从官方媒体的逐渐认可，到多体制多渠道多形式演绎出打工一族的生存状态。拿安子的《青春驿站》为例，作家把一群边缘人灵魂安放的居所，从对个体生命的把握开始，或是对心灵的体验开始。从安子身上我们看到了外来工在深圳奋争的历史。在这些真实具体乃至琐碎的打工文本中，我们不期然与深圳百万外来工不期而遇，划着青春的琼浆把目光转向城市。他们逃离乡村破败的田园，在享受最现代化的生活选择时，他们不由自主地反思自己——作为在同一个大都市，同宗同族同一种公民的一分子，为什么只配当牛当马，一滴汗摔八瓣，没明没夜的像机器人一样，不断地转动不断地——从一个地放/向另一地放移植青春/定位命运/横来直去/发现世界原来并不大/怎么也摆不下小小的自己（柳冬妩《我们这些根》）
作为打工的城市边缘人——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与乡村所隐含来自底层本身的质疑，它是一种附着地域性文化本原的再生文化。当我们在不断寻找心理上的一种平衡，对打工群体无意识地揭示出爱与恨，伤痛与酸楚，无奈与彷徨时，以及种种价值观念的追求，他们经历了群体归属等文化焦虑的丧失之后，把母土性经验与打工经验的文化纠葛，使之成为打工人的直接承受者。正如中国民间批家冯楚说：“所有生存在这个时代的作家诗人，都在自己特定的空间里，执著地探寻人类本真的生存真相，而当我们把这些生存真相用文字表达出来时，作为走出乡村却走不进城市的漂泊一族，历经了传统亲情，群体归属，伦理道德等文化丧失的苍白无助，经常性的流动与不稳定的漂泊却让他们每每制造着阅读上的心理恐惧。”这主要是表现在故乡确实回不去了，而不知名状地吊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把他们骨子里的农民情结潜意识融化在各种丰富多彩的微妙情感里，获得空前审美愉悦的心灵颠覆。“在远离家园的城市里/眼睛总会深入每一个温馨的情景/反顾自己的身影/谁在乡间抚摸乳名的种籽/而我嫁接在南方枝干上/独自遮风挡雨/远离了家的最初名义//拨开花团锦族的时辰/心脏的脉络其实一直在双向延伸/一个伤口孕育了半亩绿荫/我无法以阳光一样灿烂的心情/谈论现在/谈论嫁接与嫁接以后的事情。”
柳冬妩在他的《嫁接》一诗中，把“嫁接在南方枝干上”最初的含义，用静默的方式让生命回黄转绿。而诗人在这里强化的“转绿”是以“嫁接”为言说主体，反映预先存在一种方向感的“无法固定。”诗人的这种嫁接并不是被动地反映本能性的文化警觉，而是在这种“南方枝干上”是远离了对人性被强制异化后的情感演绎。诗人所呈现的常规状态中的生存体验，他表达上的极致色彩是对打工生活的独到体察，是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思考。这样诗人嫁接的意义似有深味并发现打工生活的“无法固定，”似乎都在诉说着他们自身命运从一个侧面所反映的嫁接真相。打工文学初期所涉及的都是我们比较陌生的生活视觉，它是在一片美丽迷人的风景中展现出打工人执著与坚韧的一面，形成一种叙事的内在推力，使情节，人物，性格都永远处在某种难以调节的紧张状态。梦脂在《第五种季节》写到：我不知究竟被挂在哪一片/天上辉煌/而我深深地伤疤如黑子/无人知晓吞咩我一生/记得我在春天/不知是哪棵树上/涂抹了许许多多芬芳/而他们在一个黄昏突然苦涩成/一种漂零/那轻微的叩门声怎样响起/落下/又缄默地封闭//沉重的足迹/在怎样地封闭里苦苦挣扎/肢解成一片片斑驳的压抑……梦脂在深圳诗人圈子中是最低调，也最不喜爱出头露面的写作者之一。通过梦脂的视觉我们可以看到这群边缘人“苦涩成/一种漂零。”不知我的梦会在哪一枝纷乱的树叉上渗透打工生活的压抑。在诗人苦苦挣扎的春天，可以窥探到我们对城市化过程的体验，是一个曲折复杂漫长的转化过程，即身份的转型，精神的转型，以及知识价值等等的转型。这种新时期转型替代化的过程，换一种说法也叫母土性因素的精神回归。之所以我在这里把看似嫁接的转化过程称作是母土性精神回归，这主要是我强调人的本原性归属都是想“往高处走，”最终把自己的命运在最大限度内追求某种艺术的巅峰高度。但这一高度又是缘于创作主体对既定传统话语模式的反抗实事。也是缘于农民工对人性本质的尖锐发现，这也是打工人对自身艺术视觉的高度自信所致。这种难以说清的精神空间不仅为打工者提供了坚实的生存依据，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种本原性母土化情结中，使人的灵性得到更合理的发挥释放，从而在确立人们自由言说的同时，也把生命的个体从暂时性的生存体制中，找到一条不是最好，但确是最理想的生活出路。雪降临南方/姿势仓促/来不及酝酿来不及构思/也来不及装扮/降临时的姿势/在南方一座小镇/为梦奔跑/为梦跌倒/为梦在夜里寻一抹光亮/指引心灵出口/一只蝶的翅膀穿越唐诗宋词/浅栖在现代汉语的路上/雪依然透明/依然清澈/而梦却照旧浅得如一汪湖水/因为她坚持信奉生活/要像一棵草简单而翠绿/细微而坚韧/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舒雪《在南方或是北方》）
舒雪的诗歌风格与本人很相似，这主要是体现在诗的上一句与紧挨的下一句基本上都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作用。诗人看到形而上的姿态，从这里开始不断进入“一抹光亮，”并以形而下的心灵出口不断消解这束光亮。最终雪是要化成水——因为她坚持信奉生活，信奉像小草一样简单而翠绿。由此在诗人的审美视野中更是一种精神论价值的写作姿态，张扬着一种交出自己单纯的良知和思想的锋芒毕露。甚或她不但坚持这种“交出”的生活感受，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她视为自己这种“交出”的执著，是保持自己内心（化成水）清澈的姿态。就是这种以水的情愫在平面交错的奔跑与跌倒中，拉长了打工文学复杂意象的叙事场景。舒雪早已把自己融入为梦寻找光亮的苦苦追寻中，它所凸显的诗化隐语都是一种无根漂浮的见证。并在这一见证中自然加深一种力求信奉“生活”的写实高度，从而对接了技术艺术中“雪”与之相匹配准确的审美主题。作为一个女性诗人，她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但她却在写作的必要元素中突破“打工”对她本人的束缚，这才从写作的真正意义上获得人类精神活动的最大空间。通过诗人的理性阐述，为她确立种种可验证的诗化功效，一旦真正进入到真实而完整的自我审美层面，那么她这种个人化的审美特质就会不可避免地折射出底层写作所激活的母土性情结。她是把对社会人性与文明的审视上升为诗歌承担的基本责任上。其实诗歌是一直在承担着文学的责任，这不是因为诗人有意要承担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一直与底层处于共同的“精彩与无奈”中。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打工文学倡导纷繁复杂又不断变换的生活图景才刚刚进入一个母土性写作的原始本能中。正如张伟明笔下“东家不打打西家，潇洒走向下一站”的描写，这种所谓的“潇洒”其实是沉重的潇洒。我在此强化的“沉重，”是与他们丝毫不能改变出卖廉价血汗的真相无关。当今天的打工文学实实在在遇到我们要为民请命时，在一些打工诗歌或是打工小说里，对底层写作的审美判断是否能真正解读这群底层生活者的内心诉求？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通过城市生活来建构一个城市边缘人的身份认同。如贾维丽的《在深南大道种麦子》——
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华侨城准备做一个生态广场，每天从这个广场工地旁边路过，就常常逐磨“生态”的含义是什么，按我的理解生态就是遵循大自然的规律，让人与大自然没有雕饰地完美融合，感受季节的更替，看春华秋实，听潮涨潮落……这些说起来容易，仔细想想与这些已隔很远的距离。世界真是发展得太快了，不出几年功夫，我们嘴里吃的菜可能大部分都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吃起来总觉得差点什么。我们满眼看到的已经少有自然环境了，都被人造的环境所代替，高楼大厦，玻璃幕墙。草是精心种植常绿的，树是总不落叶，花是一年常开的。总之我们已不大看见完全自然的环境了，都是精心雕饰的人造环境。曾有人久居深圳为没有四季变化的日子感到疲惫，称深圳的草和树都是“一味地傻绿”……有内地来深圳的老人看我们将大块的土地用来种花种草，非常婉惜地说：要种上麦子多好啊……应该在深南大道种麦子。最后作家强调说，说清楚一点我们是想种心情。人们穿过我们这座城市的动脉——深南大道的时候，该是怎能样地舒心清爽……这是作者在1999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她把当下都市人被人为的雕饰，连深圳的草和树都是“一味地傻绿。”写出了以热爱这座城市的名义，把现代文明与农业冲突中不断拓展的一个崭新审美空间，与中国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所裹挟的工业化冲击和质疑的同时，使都市化的审美视觉越出了自己的艺术先知。作家好似一位经验丰富的解剖学家，象解剖人体部位一样，处处借鉴于她的辩证法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生态问题，更多的是涉及到她的精神指向。说具体细化一点就是它的母土性问题，但实事并非如此简单，当这种母土性情结滋生之后并没有让人看到都市的繁华所在。反之当我们无数寻梦者告别土地向着都市不断冲刺，不断涌入的挫折与苦闷，欢乐与忧伤时，从而又造就了新一轮的母土情结。它正好满足了这些全新而复杂的都市生活体验，他们开始不由自主地寻求《下一站》。而张伟明在他《下一站》小说中写到“我”失业了。眼前的车辆还是那样多，阳光依然那样灿烂，行人都是那样匆匆忙忙，而我站在路边，手里拿着两个旅行袋，不知往何处去。洒脱了两分钟后我成了一个流浪汉。……一辆公共汽车又在我眼前停下来，我走上去，服务小姐问我到那一站时，我照例说“下一站。”我究竟应该属于哪个“下一站”呢？
其实张伟明的“下一站”无疑是把打工多变性的精神版图，用小说家的审美判断和理想的精想，延伸出一种生存的内在困惑表征。张伟明的小说几乎无一例外地坚持关注底层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从中让我们感受到打工文学所面临的艺术奥义，让读者自己去嫁接人格与道义，良知与责任的饱满激情，最终从中体会到打工时代所阅读的这类特殊群体，客观原因的缺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实事。纵观当下打工文学所反映特定社会背景下一个庞大群体的精神风貌，忧患意识和心灵轨迹的文化层面，普遍存在着从故乡走向异乡，又从异乡走回异乡的母土性精神回归。这在中国地理概念和精神概念上，还处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转型时期。在这样大好转型的母土性回归过程中，我们选择所选择的必由之路首先是建立在打工文学所生发的文化消费心理意识型态的调整，以及打工人政治地位的转化。例如东莞市政府把打工一族改称为“新莞人”之后，也是对农民工政治角色的最好认同与尊重的具体表现。当然在打工文学相对历史的潜在承诺时，只不过这种艰难的承诺不是以认同的方式，而是以时代变改的行为来沿袭打工作家打工诗人们无法超越前人的经典而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同时在社会不断进步的演化和人类自身认识的不断求新求异的促使下，让作家诗人进行更为深入地保持一种兼脾姿态，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面前，学术界已经对打工文学从原来的漠视态度，转化为当下打工文学陷热的文化走势，逐渐形成以王十月，安子，张伟明，戴斌，郭建勋,郭海鸿,赵婧，客人，唐成茂，孙夜，徐东，王顺健，杨建，南翔，胡帝，曾楚桥，韩三省，张三中，曾五定，温木楼，李雨燕，卫鸦，阿翔，郭诗豪，厚圃，谢湘南，楚中剑，付关军，王枣燕，李晃，阿北，秦锦屏，杨梅，许小玲，张夏，程鹏，吴夜，李笙歌，李智强，巴蚕，旧海棠，舒雪，邬霞，马儿等一大批新生力量，形成自己丰厚的地域文化，被推向多元文化所建构的文化体系。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打工文学内在精神的母土性回归，就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位打工作家或打工诗人都非常注重对传统文学修养的积累，注重对以往文学大师经典作品的消化，学以致用。他们之所成为深圳本土写作者的代表，也正是基于他们不拘限于对自己审美理想的约束，从而为自我全新艺术探索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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