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诗歌界，著名诗歌评论家李少君所提出的“草根性”可谓影响之大，特别是他提出将“草根性”写作视为新诗发展的正道算得上是一个比较有阐释力，并带有本原性深度探索中往往有深远的历史抱负和文化诉求。关于打工诗歌的话题要先提到农民工以其“廉价劳力”的特殊性支撑和创造了新世纪中国经济崛起的边际效应，于打工诗歌的意义无论是他们生存的时空如何改变，打工诗歌巨大的文化价值都不同程度创造了他们在生存中创作的文学意义，标明或凸显农民工的特殊性质，这不仅因为“打工诗歌”、“打工文学”强调了“生存”对于这类创作实际的生活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主要还表现在生存现场打拼的现场感所能带给文学整体性存在的角度，来打量一个更大的文学整体性存在，这种文学才会区别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
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大多地方性杂志将眼光投射到打工文学上，大量发表打工作家的作品，深圳的《大鹏湾》杂志，佛山的《外来工》（现《打工族》），《佛山文艺》，江门的《江门文艺》，韶关的《南叶》、台山的《侨乡文学》，肇庆的《西江文艺》等刊物刊发了大量打工文学作品，其中有为数不少的打工诗歌。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9月，佛山市《外来工》杂志刊登了徐非的诗歌《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一石激起千层浪，作者很快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此事经《羊城晚报》披露后，全国无数报刊报道并转载此诗。这一事件，可谓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引起了媒体和学界对打工诗歌和打工群体的关注，在广东打工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打工诗人群体超个人的文学意义，开始不再凌驾于底层的个体利益诉求上，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底层民众的表述更多是指向“弱势群体”概念中那些挣扎于“生存”第一要义的内容，即有反抗与妥协，也有细腻和粗糙的异质化生存状态和痛苦的精神状态，没有多少审美的精神幻觉。以此对社会正义、人性、文明和历史的歌吟，甚至可以用丰富的物质和优雅的精神加以“超越”深受触动的生存状态与文学写作胶结在一起的精神空间。打工诗歌之所以是一个特殊时代出现的特殊文化符号，是因为它记录了一个特殊群体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苦辣辛酸的真实样态，但打工诗歌又区别于一般的文学模式，它的出现，凸显了由底层写作者对打工生活直接体验的呐喊与呼声，它在新时期文坛，占有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自从打工诗人在进入城市之后心灵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不同个体的记忆体验表现不同向度的家园感。除了具有精英意识的诗人作家关注底层之外，这些来自底层的有文化的草根知识者已开始通过打工诗歌关注底层，由于他们有着切实的生存体验和挣扎在第一生存现场的底层经验，他们以自己更深刻的痛楚与辛酸所呈现的作品也就更加潸然泪下。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具象性事件，展现出生活方式嬗变和美丽的混乱。站在打工者的立场上来思考“打工诗歌”的现实意义，正如打工诗歌的“真实和震撼刚好弥补了现今诗歌缺盐少钙的阳萎局面。”但我们不是为了弥补缺盐少钙的现今诗歌而写作，是为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是一种精神的救赎，都是一种人类生存状态的物质化隐喻，打工诗歌正是把握了农民工进城后所展现的异质化生存状态和痛苦的精神状态，从而在隐喻层面打开了一扇沟通现实、心灵与诉求的精神之门。
打工诗歌所构建的诗意空间,形象而鲜活地再现了打工群体生活苦痛、现实挣扎与心灵窘境的历史真实和撼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在写出底层群体旅途中独居异域的文化现象中其抵抗异化救赎的意义，有着纯粹直达超验的叙事化彰显中透露出的悲悯之心，处处可感又生生有力。这类诗歌最重要的文学价值体现在深厚情感中，抚慰了打工意念中依靠的乡村价值日渐受到一个不可绕开的文学视角：那就是在打工诗歌中体现那种细微的生活关怀和细腻的情感流露。
打工诗人敢于为挣扎在城市边缘的打工群体鼓与呼的精神就说明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它包含了自然的血性的情感负载物，这镜像里面的想象和虚构的精神脐带，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打工文学所强调底层写作的批判立场为开拓新的诗歌经验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从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上看，打工诗歌能够真实地反映出重大社会转型期下底层生存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它的出现能够给予打工群体以心灵上的慰藉，正如罗德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在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打工诗歌将苦难的际遇转化为理性的诉求，将愤懑的情绪升华为诗意的表达，释放和转移了打工的痛苦，满足和引领了打工群体的精神需求。”
他们自己言说自己，自己诗化自己，尽管这种声音的立场并不坚定，但是能够通过书写打工文学发出声音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而农民工的这一进步像一面镜子立在中国文坛的前面，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带来了种种新的激活与思考，从此把我们这个改革中走向富裕文明的时代进程刻下了不可忘却的历史意义。
(写于2010-01-0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