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整理《白夜》手稿，一边想着长诗的创作问题。说到长诗，我不会把它提升到国家、民族的虚妄高度，因为类似于《白夜》的诗歌根本就进入不了主流刊物，它不过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弃儿。也不会认为它是诗人大与小的标尺，更不是一个民族或者国家诗歌艺术高度的标志。对于我来说，《白夜》是一首篇幅长点的诗歌。现在理论和口号已经很多了，一千个写诗者有一千面堂而皇之的旗帜，即使我想树个旗帜，也想不出什么新鲜的旗帜。
虽然出版过几本个人诗集，编辑出版过两本诗选，但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地下诗歌爱好者，充其量不过是在地下写点分行文字的人。按照现代人人群等级的划分，属于典型的草根阶层，一个十足的草根。草根阶层的特点就是没有权益，当然也包括话语权的缺失。这些年，我还算是个识时务的人，自觉远离话语权紧握的主流刊物，默默地写自己喜欢的东西。长诗《白夜》和以前的近千首短诗一样将沉默地呆在书稿袋里，他们的沉默和死亡不同，我知道他们生命力和石头一样旺盛，会一直活下去。迪金森，普拉斯，兰波，波德莱尔生前没有专家肯定，有的还受到主流社会的封杀、谩骂，但他们的作品依旧在传世。我同样相信自己的作品会和他们一样，被后人接受。我也许还在为自己的虚妄辩护，的确是件可笑的事情。
经常看到一些写出了长诗的作者，在抱怨汉语古代诗歌没有长诗，似乎没有长诗就是一种悲哀，甚至低人一等；似乎自己的长诗真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庾信的《哀江南赋》只有四千字，却把侯景之乱前后的梁朝、东魏、西魏、陈朝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事件和参与事件的人物以及事件和带给底层民众流离失所的历史囊括其间，其诗歌的容量不亚于荷马史诗。此刻，记起梁宗岱先生谈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时的话：“你们可曾在暮色苍茫中登高？曾否从天风里下望莽莽的平芜？曾否在刹那间起浩荡而苍凉的感慨？古今之外的诗里有几首能令我们这么真切地感到宇宙的精神（worldspint）？有几首这么活跃地表现那对于永恒的迫切呼唤？我们从这寥寥22个字里是否便可以预感一个中国，不，世界诗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荣时代之将临，正如数里外的涛声预告一个烟波浩渺的奇观？你们的大诗里能否找出一两行具有这种大刀阔斧的开国气象？”是的，我们的诗歌里，我们自视为大诗的诗歌里有一两行如此的诗歌吗？我们的诗歌能昭示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吗？
长诗多少行为界限，一直没有公认的具体行数。行数只是简单的计量单位，于诗歌的实质没有联系。长诗不仅仅指其分行的多少，更应该把其诗歌的容量作为是否是长诗的重要条件。如果简单地以行作为判断长诗的标准，很多千字的诗歌也可以称之为长诗。很多诗歌以一个字、两个字为单位行，虽然行的数量上去了，但给读者带来如便秘患者的感觉。长诗不仅仅是篇幅的长度，更应该是其恢宏的容量。短制太写实会缺乏诗意，而长诗完全务虚就会显得空洞。长诗的叙事功能早被小说以及其它的体裁取代，仅仅只是为了叙事而做长诗似乎也没有必要。我个人觉得一首长诗应该有历史、现实贯穿其间，诗人面对历史和现实时而咏叹时而抒发自己的情感。彼岸世界一直困惑着人类，即使高科技时代仍然解决不了人类精神的困惑，宗教、哲学、政教一直都认为自己最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人类的困惑依旧和以前一样困惑着人类。诗歌承当不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责，我们不能因此剥夺诗人通过诗歌来感知彼岸世界。诗人是最敏感的，最能感知到时代带来的疼痛。没有给人类不带来疼痛的时代，有人的地方就有痛苦。诗人和诗歌的生命很脆弱，什么也担当不了，况且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有着众多禁锢的时代，不仅仅只是政治的禁锢，无所不在的物质对诗人的生存构成的压力早已压断了诗歌飞翔的翅膀。我无意贬低那些缺乏想象力的诗歌。包括我在内，同样缺乏让灵魂驰骋、飞翔的力量。
自有新诗以来，不乏创作长诗的汉语诗人。近百年来，汉语长诗的篇什繁多。从百行到数千行乃至万行的长诗时有诞生，尤其是网络时代，计算机普遍的当今，回车键不停地敲击，以行计算的长诗产生更加快捷。不是计算机时代的长诗就比以前的长诗质量差，我认为现在很多网络上的长诗在艺术上超越了以前的长诗，虽然他们没有进入主流的视角。没有计算机的时代，少数占有资源的作者进入了主流，大多数处在偏远地区或处在地下写作的作者被掩埋。主流推出的诗歌作品并不能代表汉语诗歌的高度。近些年，被主流社会广泛宣传的长诗作品大多数都是类似马雅可夫斯基《列宁》的媚俗之作。
媚俗不仅仅是媚低俗、庸俗需要的才是媚俗。媚时代政教所需的假大空也是媚俗的一种形式。类似《列宁》的长诗不少，达到马雅可夫斯基艺术水准的长诗没有。尽管这些作品被所谓的教授、专家给予了天高的评价，甚至有的还拿到了国内的文学奖，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混饭吃的人而已。混饭吃，混点虚名和时代的主流吻合，我在和朋友的电话中，多次谈到当下，这是没有哲学的时代，一个没有集体思考的时代。没有思考，就没有了思想。我说的是没有集体思考，个人的思考还是有的，进入不了主流社会。就如上面所说的类似《列宁》的诗歌，当今中学生作文回车键分行后也比其好上千倍。从为了吃饭的角度来讲，这类诗歌有存在的必要。从生存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字和作者，可以理解。这些文字本身和诗歌相去甚远，何必要以诗歌艺术的角度来看它们？
无可否认，这个时代很难产生优秀的诗歌，诗歌和诗人无法摆脱政治无形的巨网的禁锢，长诗创作离不开经济的支撑，除了这些，我们所处的时代无处不被荒唐、庸俗的风气笼罩。诗人是人，需要补充生理能源，李白诗歌的底气十足，因为大部分日子他不需要为生存担忧。我一直都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我2009年四月从福建顺昌回到西安，为了节省支出，搬进不足八个平米的房子里读书，编稿。房间里没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由于患有严重的痔疮，不能久坐，所有的稿件只能趴在床上完成。由于很多的原因，编辑的诗歌选本没有出版，又转向在福建顺昌没有写成的长诗创作。
近几年，我的朋友李志军对我的诗歌创作和出版给予了一个朋友能做的一切。一首诗歌的诞生有着偶然性，2010年春天，我想起08年冬天我和李志军从唐山到河南郑州火车上的彻夜长谈，竟是那样的投机，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但他绝对是个有自己思想的人，我对他的认识又深了一层。突发奇想，写首长诗对我们友谊的永远纪念。在我看来，只有一首长诗可以做到担当伟大友谊的责任。起初诗歌的名字叫《春夜的断章》，后来改名《白夜》。写出第一稿后，觉得语言散漫，甚至有点随便的味道，我重新审视《白夜》的语言，最后决定把整首诗歌通过有韵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
诗歌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是语言的艺术。优秀的诗首先有完整的语言，当然，不排除倒装句和无意制造的陌生语句。诗歌比其他体裁的作品在语言上更具备随意性。随意不是随便，随意是艺术的，而随便就等同于口水。克服随便，我在写作《白夜》采用了韵的形式，韵也只是诗歌的一种形式，于诗歌的内涵没有直接的联系。起码，在形式上避免了随便性。
长诗《白夜》完稿后，我才明白短诗和长诗写作的区别，短诗只要在胸中积蓄一口气，一喷即成。而长诗，必须保持若干时间的沸点状态，只要一刻冷落下来，就有夭折的可能性。即使不夭折，也会在诗歌里留下明显的硬伤。对组诗类似的长诗可能没有损害，但对只有一个标题的长诗，沸点的长期保持尤为重要。在语言上也是如此，整首长诗保持语言的一致性也非常困难，每天心情的不同，身体状况的不同，都会影响到诗歌的语言发挥，以及语调、语速都会受其影响。《白夜》在创作过程中，四次由于生活和身体原因中断，中断写作造成的硬伤现在无法修复。我不是在为自己诗歌里的缺陷做辩护，辩护是无力的。
诗歌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写的，肯定和世俗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诗歌完全超脱了人间，但是，诗歌毕竟是一门艺术，要尽量超脱身边的世界。这才有了现实和烂漫之分。但他们在长诗中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烂漫的部分可以给读者带来美丽的幻想和感官上的轻松和娱愉。而现实的部分，可以让人明明白白地看到身边的环境和自己所处的真实位置。可能会因为真实的眼前世界产生失落和无助，这都是诗歌的功能。
长诗和短诗的区别还在于长诗不能在象牙塔里雕琢，而短诗可以暂时远离现世，在瞬间的幻境之美中短暂迷醉。长诗长久地在不着地面的虚幻中，会给人空洞无物的感觉。优秀的长诗都是现实和烂漫相结合的产物。诗歌没有大小之分，不因为其篇幅长而叫大诗，也不因为把自我无限放大到太阳和宇宙的高度或者创世纪的神灵就是大诗，我不反对表现自我的诗歌，我也在诗歌里表现自我，但纯粹只表现自我的诗歌在我看来不是大诗。诗歌只有境界大小之分，短制也可以写出大境界。境界是诗人的胸襟，家庭，人生经历，教育（与所受的应试教育长短没有直接联系）决定了诗人的胸襟。对名利的淡定，不惊于宠辱的从容，对生命的超然，对不同艺术观点批判后的宽容是一个诗人胸襟的最低衡量标准。
诗人首先是普通人，身体结构和常人没有任何区别。诗歌仅仅只记录自己的生活琐事和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的话语表达仅仅是个人的。诗人区别于常人的原因在于他能感受到种群和人类的生存难题和痛楚。生存空间、话语表述，以至资源分配、宗教信仰等等，都是诗人必须关注的。诗人个体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息息相通，人类的血液养育着诗人的灵魂。诗人必须有自己的价值观，诗人的价值观不是所处时代政教所规范的价值观念，而是适合人类的普世观和悲悯之心。一个终身被所生存时代的价值观局限的诗人最多是个桂冠诗人，顶着时代赋予的典范帽子，被后世所遗弃。我决不做一个桂冠诗人，虽然可以生的如鱼得水，活的风生水起。
不可否认，我只是个普通的人，被时代的大环境主宰，为生存历尽辛难，在承载个人生存困境时寻求精神的解脱，无意间思考人类，拷问人类的生存价值和苦难，无意间选择了诗歌这种载体记述种群和人类的生存体验。我们生存的时间段，工业化的加速发展，生活的质量和生存的空间环境越来越敌对，人们在享受越来越高级的感官刺激后，面对的是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境。金钱至上导致的社会伦理和道德以及人生价值的彻底崩溃，由崩溃延伸出的种种罪恶和用政治高压掩盖的矛盾。贫和富看起来是主要的社会矛盾，但只要有健康的社会调节机制就可以解决。而衣食无忧，饱食终日的无聊，奢靡之后的精神空虚，让掌握着绝大多数生存资源的阶层更加贪婪和放纵。精神的缺失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我在创作《白夜》时，多次在电话里和诗人岩峰说过，汉民族是一个缺乏普世精神的民族，宗教在这个民族都被赋予了功利的色彩。佛教不是被弄成装神弄鬼的迷信，就是被赋予了收敛钱财的护身佛，普度众生被丢进了爪哇国，道教也不例外。尤其现代少林寺这样的佛教圣地也变成了经济实体，道教也成了李一之流的横财工具。里尔克和艾略特诗歌里的宗教精神是我们无法具备的。
前面提到了里尔克和艾略特，说他们的诗歌代表了世界诗歌的水准，有点人为地拔高。现在西方语境由于经济和政治因素，掌握着话语权。不过，他们诗歌里的确有很多的可取之处，比如，诗歌里的文化元素，历史和典故以及宗教故事的应用，虽然增加了阅读难度，但使诗歌有了文化底蕴。中国古诗一般一诗一典，也有一诗多典的，典故用的最多，最耐人寻味的是李商隐。说到外国诗，顺便说一下庞德的意象诗，他的意象诗师法中国古典诗歌，其实也没有过人之处，我们却将他的《车站》拿来视为意象诗歌的典范。说到底，还是外国的月亮圆的心理在做崇。当然，文化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借鉴和学习外民族的文化，但不是盲目的照搬，忘记了自己的姓氏。我们数千年的历史，不乏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和典故，为什么不可以用在汉语诗歌里？当然，国外的历史、神话、宗教，乃至现实事件同样可以作为诗歌意象运用到诗歌汉语诗歌创作中。
按照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学历的划分标准，我不是知识分子，但我认可俄罗斯拉吉舍夫的话：“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便诞生了。”是的，诗人的灵魂和人类的苦难是紧密相连的。几年和西安钟楼下一群流浪代写人的交往，深刻体会到社会底层的苦难。为了谋生，被市容驱逐，甚至辱骂，殴打，替同样身处底层的人们代写诉状、揭发、上访材料等等，让我掌握了很多不被人知的社会现实。仅仅对社会的了解是不够的，这些生活经历只是诗歌意象的一部分，数十年手不释卷的阅读和半世天南地北的游历，尤其是长安秦汉隋唐丰厚的文化沉淀，以及令我不至于沉靡的隋唐气度，盛唐那种“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的时代精神让我的诗歌生出了些浪漫和恢弘的气势。我常常对朋友说，不喜欢北平的宵小心胸，我到那里就感到压抑，那里制造了太多的文字冤狱，我怕遇到他们的魂灵。
走在长安的街道，我有着一种超越时空的自信。我不止一次地说过，长安成就了我的诗歌风格，身边的朋友成就了我的诗歌人生。《白夜》是献给朋友李志军的，里面没有写关于友情的文字，友情不需要用多余的文字来表述。《白夜》里破碎的思想是我和李志军在平常的交往中谈过的，只是做了系统的整理。最后，我要说，《白夜》仅仅是一首诗歌，一首有着路漫独立思想的诗歌。它会在我的生命完结之后，让后世的人们记得我的朋友和我们伟大的友谊。
2010年9月27日修订於长安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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